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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部分（第2页）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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