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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中原大乱（2）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入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样：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7万，十一月增至12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十一月拥有部众约17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20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十月拥有部众3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整齐王，崇祯八年一月，拥有四股部众，大约数万人。

马守应：号老回回（或云老回回是马守玉），崇祯七年（1634）拥有万余人，崇祯八年三月增至数万。

张献忠：号八大王，崇祯八年三月拥有部众数万。

摇天动：姓名不详，崇祯八年五月拥有部众数万。

罗汝才：号曹操，崇祯八年后拥有部众数万。

马进忠：号混十万，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养纯：号四天王，或张四天王，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