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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好比戏说的历史总是偏离历史的脚本一样。

要明白这个道理，首先得知道历史是什么。按《辞海》的解释，历史就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简单一句话，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

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关键载体。事实怎么能够拿来酿酒呢？如果任由人随意把它酿酒，即便酿出来的都是美酒，也有可能是增添其他元素如水等的新东西了。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历史。这就是过去许多人都说过的，历史不是面团，想揉捏个啥就揉捏成啥。说历史可以用来酿酒，其实就是把历史当作面团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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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引子（5）

或许有人要说，历史太严肃了，离我们的现实太远了，为了吸引大家来学学历史，应该把历史搞得有趣一些，有味一些，更贴近大众一些。这或许就是某些人主张的历史可以拿来酿酒的理由。这个理由成立吗？答应是否定的。

说历史太严肃了也好，说它离我们现实太远了也罢，其实都是不懂得历史的本质是什么。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年…1952年），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学术大师之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便是克罗齐于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所谓〃历史是当代史〃，克罗齐对此是这样阐释的：

〃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

〃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

〃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可见，历史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现在有一句话，〃历史总让人惦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克罗齐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其实，说起来，历史是充满趣味的，历史可以作镜，读史使人明智。历史这东西，越是原汁原味，就越是能够吸引人。然而，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出于替人酿酒的心理，把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酿成了令人可厌的酒糟。

有一种人，专门替少数人酿酒。他可能是一个名利之徒，或者顾虑自己的得失，因为这些人掌握着他的名利之途，于是出于这种目的，把历史酿成合乎他们口味的美酒。有道是，我之甘醴，他人之毒药。这种迎合酒其他人是喝不下的。

有一种人，专门为了某种目的来酿酒。比如为了职称而把历史来酿酒，把原本好看的历史，断章取义，用一张张面目可憎的包装，化为一篇篇寡淡无味的学术文章，为的就是人为地垫高自己的学术阶梯。

人们知道，有一种酒叫做〃曲酒〃，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或者意图，那些有意酿酒之徒，把两千来的中国历史酿成了各种牌子的〃曲酒〃。人们品多了这种酒，庶几已经不记得了这酒的原味了。

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正是历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理由来决定凯撒渡过那条卢比孔小河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在此前后，成百万的其他的人渡过这条河，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半小时以前，你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或者乘汽车来到这栋房子，这一事实跟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一样也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事实，可是这一事实大概不会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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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引子（6）

或许有人会说，历史自有公论。然而，这公论怎么来的？　唐太宗李世民要隐瞒〃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就要大臣对实录、国史进行删改，这就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的有关记载；明成祖发动了一场战争，把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赶下台，夺取了皇位之后，他也让大臣修改实录。倘若不是个别有良知的人有心无意地记录下来，这段历史会有〃公论〃吗？唐太宗、明成祖之流都是这样的酿酒师。

一个疑问

因为有了那种直觉，我便觉得我这里要说的首先不能称为〃历史〃，其次也算不得上小说。我要说的仅仅是人。

这个人他一直活在历史上，也活在小说中。为了分辨历史中的人与小说中的人，我这里试图不把他放在任何一个历史镜像里面，只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他就是曾国藩

然而，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时代镜像。时代越特殊，处在这个镜像里面的人就越特殊。曾国藩尤其如此，堪称千年来最特殊的一个。

他为什么会格外特殊？这一直是我脑海里萦绕着的、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

后来，伴随着这个疑问，我脑海里又多出了几个人的形象。

第一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早年说了，〃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那是他在读书的时候；1942年，那时还在延安，他又劝党内高级干部〃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是的，这些都是事实，在今天的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内有一套光绪年间出版的《曾国藩家书》，扉页上都写有〃咏之珍藏〃的字样。他也说过：〃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甚至还说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是〃孕群籍而抱万有〃，把它看作是国学的入门书。他还很推崇曾国藩的治军方法，说：〃（曾国藩以）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在建立红军之初，他还仿照曾国藩于咸丰八年作的《爱民歌》而作了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巧的是，两人同样是在江西所作的。稍加对照二者，不难发现其中的沿袭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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