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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即使此刻也忍不住一股冲动，想跪到那白软的羊毛上去。人声鼎沸的外界正骚情什么“千禧”。人和人就这么不同，不知是该为这伤心，还是该感到庆幸。娃的爷说，国民党的三个师从陕甘两省合围，把我父亲他们一伙子围了一个生铁桶，四下里打炮。我听得入神，我没有见过家族和历史连得这么紧的例子。

百姓造反没下场，没下场……他爷自语着。

而一座孤窑平衡了成败。那以后世间便不见了一个人的模糊影子；而这眼窑，却渐渐地瓦匠木匠各修几下，成了生者对他的念想。那个冬天，娃还是一个俊秀的少年，巴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听话地跟在一旁，手里握着色兰香。我暖暖跪坐在羊毛主瞥一眼窑外，看见了绵延的黄土浪头。

二

一个时期里我无法安心，一个字写不下去，痒痒地幻想着什么。一个背影，一个魅人的影子，充填了我饥渴的想象。如今娃已经拔节长大，到了着急娶亲的年龄。农民嘛，急完了春天的吃食，就忙着急冬天的媳妇。他爹不像他爷心大，自从娃进了二十岁，便忧心忡忡，生怕娶不上媳妇惹人家笑话，天天地催娃。

而我，心里怀上了这个影子，便一眼透过，在深层和农民相遇了。农民的心事，就寄托在这家窑荒山。这么想着，久了，甚至连一扇扇粗木雕花窗也愈发好看，上立邦漆太白，上平价清漆太黄。添一斧过多，减一刀太少。无论当面或是想象，每次我望着它，都活生生像望着个西海固的孤苦农民，禁不住心怦怦跳。

后来恍然感到，我也该去窑里点个香。路上遇见个本省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智里一般数落我，“你怎么把自己降低得和农民一样呢？”他说。

要紧的是我别降低得和你一样，我想。

青白色的一缕烟丝扶摇上升，纠缠又线绕，像我们烦乱的心绪。和人事一样，地理也是不平衡的，陷入赤贫的民众，总是向土地索要些安慰。所以我们不单有脾气大的知识分子，还有机密大的地点。窑外黄土山如耀眼的白浪。我舒服地跪坐在娃和他爷中间，那缕青烟旋绕着，流入了我的怀抱。

那一年娃娃长得像个俊俏姑娘。大人们开玩笑时，说以后娃娶亲不用花钱，反过来向女家要也能成。他爷呢，从来他爷不露本色，他总揽家族大事，包括引我走师傅窑。

一扇门，关着刚烈的感情。一方土地，藏着感人的地点。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窑里找的，也许不过是个人的心愿。

我在那一年，曾经是怎么个样呢？我总在问自己。也许今天的这个并不是我；真正的，魂儿随着一缕烟，从那天就没有回过家。

在窑洞里，青烟还在缥缈地一摇一闪，沉思般渗入粗额的窑壁。艰难的是十数年如一日，人总要打发死板岁月。本来，人们虽然没有那么想，可是意识里却暗暗以为，会来个什么变化。不，只有水流不尽的日子，堕落无边的现世。

青壮打工去，割麦重与姑。我也和朋友商量，把娃娃弄到兰州，向城市要钱。如今娃娃已经棱角租拉，下巴和颧骨都穴了出来。只是架子薄弱，下苦打工好像挺吃力。

后来我在兰州见了娃娃一面，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把钱拿上。娃娃说，已经挣上了两千五。再过半年多，一次，他在远远的电话那头告诉我，已经挣到手六千个元……我逼真地觉得，电流里传着暖暖的希望。

手抓电话说着，说着，眼前突然跳出师傅窑。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猜他隐遁了，说着猪着几十年。他也永远是一个谜，使西海固更加难解。

凄凉的风景若是看得太久，渐渐会“无视”。我就已然不见身近，无论围着什么世界。他们几十年地怀念一个人，这感情令我陶醉。我的心事、年龄以及视野，都固定在那天，那个和娃娃、他爷一块在师傅窑度过的冬日下午。在窑前波涛滚滚的，那些红岩石白碱土的穷山，在心事和想象中生动地变移。

我喜欢这陶醉的感觉。此刻，我对面的墙壁，现出了层层石渣硬土。一股青袅袅的香烟，对着怀抱，旋绕着飘起来了。

。。

徐小斌　母亲已乘黄鹤去

2006年12月1　日，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妈妈走了。

正在做晚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想起，侄儿轩轩的声音传来：“三姨，姥姥不行了！”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因为前几天似乎就有强烈的预感。“抢救啊！赶快抢救！！”——“已经叫了九九九，正在抢救！”我急如星火，竟然忘了穿毛衣，披了件大衣就冲到夜晚的寒风里。

在寒风里抖了七八分钟，竟然打不到一辆车！坐地铁！刚刚走进地铁的站口，手机又响了：“三姨，你直接去积水潭吧！”“什么？这么冷的天还要把老人折腾到积水潭？把大夫请到家来抢救，告诉他们我愿意出双倍的钱！”“……三姨，不是的，姥姥……已经走了，抢救无效，已经宣布死亡了……”我的双腿一下子奇怪地软了，走路就象在水上飘，我机械地走进地铁车厢，听见轩轩在说：“三姨，你直接到积水潭后面的太平间吧，等着你来挑寿衣呢！……”

然后，就再也听不见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妈妈的手。妈妈的手，曾经那么丰腴、漂亮、秀气的手，现在干瘪得挤不出一滴汁水，是那种干裂的土地的颜色。妈妈的脸是灰白的，大张着嘴，似乎还想向上天要一口气，只要有这一口气，妈妈还能活，可是上天就是这么吝啬，他再不肯把这一口气给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妈妈的身上，依然盖着那条家常的旧被子，身上穿的，依然是那件旧毛衣。不知给她买的那些新衣裳，新被子上哪去了，还是因为她舍不得穿，舍不得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约是憋得太久，已经滚烫，那样滚烫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好象能够熔化金属，但实际上无比寒冷——在太平间里化成一股白色的水汽，令人寒冷彻骨。

我什么都不懂，一九八二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一切都是姐姐说了算，可现在一个姐姐远在外地，一个姐姐远在美国，弟弟全家和侄儿轩轩，四双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说：寿衣当然要最贵的，最好的。

太平间的师傅立即把最贵的拿出来，是紫红绣凤的，凤凰是机绣，做工粗糙，土得掉渣，否定。

然后又把各种寿衣统统拿出来：选定了一套紫色绣万字花的，师傅说，老人西行应当铺金盖银，一看，果然垫的是金色，盖的是银色，就点头要了。穿了一半，轩轩突然跑进来说不行，他说姥姥高寿应是喜丧，按规矩要穿大红的衣裤，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卖寿衣的，可选择的很多。

挑寿衣挑到手软。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手工绣花，福寿字，缎面，金丝绣的垫子，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雅致且古色古香。

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变成了生前的模样。

我是最不被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显出这个特质，譬如有一个下雪天，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妈妈说该打，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爸爸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在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大，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得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坠入了阿鼻地狱。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弟弟的出生。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在父系，伯父没有孩子，叔叔还没结婚，当然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而在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舅舅，死于战乱，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姥姥与妈妈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有了弟弟，我就被她们抛弃了，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真的就是地狱，何况，在弟弟出生之前，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希望有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幻想着妈妈会为我的死流泪，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每每想到此时，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屡屡想向妈妈证明自己：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得各种各样的奖，少先队大队长，优秀少先队员……这一切在妈妈看来，统统是零。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我朗诵的是《金色的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妈妈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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