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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电脑把电视彻底消灭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事件。本书第一章　已经证明，重大的技术总是体现着重大的文化价值，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技术特征体现着一种文化价值的特征。伴随着电视的消亡和电脑的崛起，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解体和另一种文化价值的勃兴，同时也是旧的人格类型的死亡和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诞生。

在大众时代（电视时代）里，每一个人（或每一家）都拥有电视，每一个人都是电视的观众（ａｕｄｉｅｎｃｅ），但所有的电视（在内容上）实际上是同一台电视，每个人（每一家）的电视实际上是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台电视中的一台。它是我们公共的情人，即“大

众情人”。它并不在乎你是谁，只要你买得起电视，它就是你的，但在同一时刻，它又是无数人的——它是一个人皆可夫的“情人”。

所以我们在上一章　把这种大众传播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观众”本来是一个复数名词，但电视台常常把我们每个人都称为“各位观众”。这个不合文法的称谓倒是透露了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秘密——电视（台）从来没有把观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当作是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换句话说，在娼妓式交往中，提供服务的一方根本没有（也无需）把每一个顾客当作是一个具有完整的、不可替代性人格的个人，每一个人只是光顾它的“他们”中的一个而已。

电视的传播模式令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句诗和一个哲学比喻。人们共享电视的方式是共时性的分享——“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电视的传输模式是“同步传输模式”。与其它传媒媒介不同，电视有所谓“黄金时间”（最大数量的观众收看同一个节目的时间）。

电视内容的品质是同质而单一的——如同宋儒所说的“月映成川”（同一个月亮映在千万条河中）。电视业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频道越来越多。但这改变不了电视在内容上同质而单一的品性。一个电视台由原有的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只不过是把过去由一个频道发送的节目分门别类并把节目时间拉长、重播次数增多后，改由十个频道发送（一个电视台由一个频道增加为十个频道后，它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它实际上是把一个频道“稀释”为十个频道。“翡翠”和“明珠”（这是香港同属一个电视台的两个电视台）说到底是同一码事。

更重要的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电视台（如“德国电视一台”与“德国电视二台”）说到底也是同一码事。各家电视台的记者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地方抢新闻的冤家。用经济学们的话说，各家电视台不过是在进行“低水平过度竞争”和“低水平过度重复”而已。还是美国摇滚歌手斯普林斯汀的那句唱词：“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

由于众口难调又必须调，那么电视台的“厨师”们就制造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色彩的品味，但又是大家暗中都有的品味，即最低限度的品味，如同按摩女郎既不跟她的顾客谈文学，也不跟他打网球，你只跟你做那种人人都会做的游戏。

每个人在低级的欲望和趣味上都是相似的，但他们每个人的整体人格和品位又是有天渊之别的，正如鲁迅说的，人与人的差别，常常大于人与猿的差别。电视之所以是粗俗的，不是因为看电视的人都是粗俗的，而是因为它总是让看电视的人以粗俗的状态来与它接触，让人逐渐习惯于、沉溺于这种状态，并且以为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而且是唯一正常的状态。

第十章　救命的稻草

１０．１　大众一直在反抗大众传媒

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电视的魅力和威力。被称作“大众”的人们与这个同时扮演着他们的仆人和主人、情人和娼妓等多重身份的电子魔怪相依为命。至今它仍然是主流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状态和交往方式。

然而不幸（或者说有幸）的是，它毕竟是青春永驻、拥有数不清面孔的技术之神的一副面孔，它终究逃不出红颜易老的命运。随着红颜的老去，它那“粉面含春威不怒”的风采将无从谈起。那些致力于高清晰度电视的人想寻找一种效果灵验的化妆品来为电视添光加彩，没想到当他们还没有确实找到这种化妆品时，电视离年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尼葛洛庞蒂依据自己的技术视野，断言“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笑话”，“高清晰度电视很快就会胎死腹中”。电视行业中人差不多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纷纷放弃“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思路，转向数字技术。在这个时候，置顶盒技术应运而生。“置顶盒”技术就是一种用数字技术增强电视功能的技术。置顶盒有如一台微电脑，它使电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互动性”的功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那种观众——打开电视机以后边频道也不换，张大着嘴巴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如果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高出一般电视观众之上，对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节目感到不满意，你最常有的反应就是改换频道。可是你很快发现，在几十个、上百个电视频道中来回搜索（美国人称之为“频道冲浪”），却发现仍然难于找到适合于你的兴趣和水平的节目。就像在闲得无聊时，你只好与一个本来话不投机的人聊一聊天气、物价之类的大众话题，为了“杀掉”眼前的时间，你只好体贴下情，将就着看某个与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沾点边或者毫不沾边但不至于让你十分讨厌的节目。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硬撑着看完一个你并不喜欢的节目，再开始进行频道冲浪时，你发现有一个节目差强人意，但你失望地发现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刊登电视节目的报纸和刊物就显得相当必要了。电视节目报的出现和繁荣，表明关于信息的信息，即能帮助你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信息常常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即使你立志要做大众中的一员，与大路货长相厮守，你也不知不觉地希求稍稍地脱离一下大众，在一大堆大路货中挑肥拣瘦。但电视节目报实际上很难保证你能接收到你希望接收的信息。你知道了你想看的某个节目是在几点几分播出，但你却恰好在这个时候有别的事情要干，比如在这个时候你正好在上班或参加某项社交活动，或者，正当你在看这个节目时，有人给你打来电话，商谈很重要事。总之，即使你知道了有关信息的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可能剥夺你进行选择的机会。于是，录相机在电视时代就显得很有用了。它能将你需要求的信息储存下来，克服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限制。有了录相机，人可以在不少时候把自己从“大众”中抽身出来——你不仅可以不必与“各位观众”同时收看某个你希望看到的节目，而且可以从录相带出租店里选择适合于你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录像带。

录像机的使用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逃避电视的大众性的方式。录相机使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你的电视机成为“个人性的电视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然而作为信息的存储器和转换器的录相机消解电视的大众性，助长观众的个人性的能量相当有限。它毕竟是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小打小闹。录相带的发行本身是受商业利益的限制的。在录相带出租店里，你发现大量的录相带都是针对大众口味的。制作录相带的公司在生产一种录相带时，必须考虑有多少人可能租借这种录相带。在这一点上，制作录相带的公司与电视台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商业利益迫使他们都遵守兴趣和口味的最低公倍数原则。你很可能一连跑十家甚至一百家录相带出租店也找不到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的录相带，因为实际上没有哪家公司生产过它。在最低公倍数原则下，许许多多高于大众的平均领悟力的作品都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与录相机相比，置顶盒在增加电视的个人性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置顶盒使你仿佛拥有了一份巨大的电视节目报，仿佛把电视台的资料库搬回了家中。你不用再付出从前看电视时必须为电视台付出的劳动——看电视广告。现在你向电视台支付的不是看不见的钱（观众长年累月地收看电视广告实际上是在为电视台工作）而是看得见的钱。电视台实际上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录相带出租店，在这个“店”里，你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了，你与电视台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关系，电视台与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沟通”的关系而不是传播与被传播、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也就是说，电视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窄播（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而不是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电视时代里，在大众独裁的总体背景下，大众在悄悄地反叛着媒介的大众性，悄悄地寻找着个人性媒介。而技术，犹其是数字技术，使单向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传播）逐渐演变为互动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尽管这种媒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媒介的独裁制之下进行的改良性而非革命性运动，尚不足以动摇大众传媒介时代的垄断性。

１０．２　“广播”与“窄播”

回顾电子媒体的历史，我们发现，技术的力量首先使“窄播”变成了“广播”，最后又使“广播”重新演化成“窄播”。

电影技术大大地削弱了戏剧的势力，它的巨大的复制能力基本上克服了信息的接受者（观众）与发送者（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第一次使“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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