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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第1页）

已经通过了长期的背景调查，经历了一系列刺激神经的测谎仪测试，获得绝密级工作许可，最终接受了行规教育得以进入通讯情报和密码编写绝密中心的人佩戴蓝色徽章。接受行规教育是国家安全局以接受该组织的秘密交易条件作为先决条件，吸收某人参加该组织的方式，而后，这个人便获得了看到黑幕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权利。它就像一个没有滴血盟誓的黑手党招募党徒的仪式，现在新加盟者便被告之他们的国家如何窃听他国情报，破译他国密码以及如何解读他国的绝密情报。

接下来，会有人语气严肃地给这些刚刚佩戴上蓝色徽章的人讲解一些秘密代号的意义。比如，如果一份文件上印盖了Urn。bra　几个字母，即意味着这份文件揭示了最高级信号情报的来源和方法。他们其中一些还会接受一些额外代码识别的培训，比如Gamma　，这个代码的意思是指情报来源于特别敏感的诸如内部国外情报系统或国家安全局可以破解的密码系统。其他代码，比如Zarf，意指情报是由窃听卫星获得的电子情报中截获的。就像一个螺旋状物体，机密分类系统是层层相套的。1974年，一套名为VRK　，意为限制性知识的新系统，经批准为国家安全局的绝密机密专用。

佩戴蓝色徽章的人控制和主宰着神秘城，但是蓝色徽章只是构成安全彩虹的26种不同式样和颜色的徽章其中之一。经过彻底审查的承包商人佩戴绿色徽章；那些只有机密工作许可证的人佩戴的徽章上印有LIG　三个字母（意为有限公司临时许可证）；在国立秘密技校上学的学生佩戴的徽章边缘是青绿色的；前任主任和副主任佩戴的徽章上则分别带有红色和蓝色的条纹；重要的来访者则佩戴PV（特许访问者）

徽章；而未经审查的来访者则必须佩戴上边有一个大的“V　”字的徽章，同时必须由一名徽章上印有一个“E　”字（意为“护送”）的人护送。

除此之外，要进入一些绝对保密区域，有时必须得在挂相片徽章的链子上拴上一个小塑料牌。例如，在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工作的工人要挂上一个写有“NSOC”

（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四个字的首字母缩写）字母的牌子；在位于英格兰中部的门维斯希尔工作站巨大的监听站，只有佩带的徽章上斜系着一根蓝色带子的国家安全局的人才能获准进入这座隐匿了西尔克沃思作战计划的大楼。西尔克沃思作战计划是一项矛头指向俄国微波通讯系统的卫星监听计划。

再有就是红色徽章，它相当于国家安全局的“红字”。这种红色徽章是由那些被吊销了参与机密工作许可证的人佩戴的。佩戴红色徽章的人一般在“红色走廊”

——药店和其他特许区域里工作，但是对这些昔日佩戴蓝色徽章的人来说，这红徽章却是一种极大的无法抹去的耻辱。脖子上佩戴着红色徽章的人不准接近机密情报，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几条走廊和诸如银行、理发店、餐厅、信用合作社以及机票和娱乐活动售票处这样一些后勤管理区域。恶性透支、未经允许会见外国官员以及传播已经两次澄清的无事实依据的谣言，这些行为都可能成为将一个人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证突然收回的理由。

不管佩戴何种颜色的徽章，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得到以下警告：“在你离开国家安全局的任何一个设施时，一定注意不要戴着你的徽章到公众场合去，以兔公开你与国家安全局的从属关系。”

一进入来宾控制中心那座白色的五角形大楼，首先迎接国家安全局雇员的是一幅6　英尺的国家安全局标志图画——一只紧抓着一把银色钥匙的鹰。国家安全局把鹰的双爪叫做“邪恶的爪”。这幅标志画的前方是10个人口终端控制器，由中央保密指挥站监控。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自己的安全徽章插人终端控制器里，在键盘上输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等待说明铁栅栏门已开启的绿灯亮起。派往非定期检查小组的国家安全局警官特别干部会在未予事前通知的情况下实行突击检查，旨在发现任何将秘密文件偷偷带出大楼，或将照相机、磁带录音机、电脑磁盘或一种叫做“菲尔比”的电子玩具带进大楼的企图。

1998年12月，保密官员在内部门站发出了一条“菲尔比警告”，禁止将这种毛茸茸的小玩具带进大楼，因为这种很普通的。眼睛外突的小玩具动物带有一个能够让它模仿人们所说的词语的小装置。保密官员们担心这个毛茸茸的玩具会在它的微电脑里记忆并保留谈话的只言片语。这条警告称：“不允许国家安全局雇员将这种东西带进国家安全局的领地。”

经由这个来宾控制中心可以进入花费410　万美元建造的、11层高的OPS　ZA大楼，这是神秘城最高的建筑，造型像一个黑色的玻璃魔方，国家安全局大多数行动指导部门都设在这座楼里。这些部门负责加工处理大量截获的情报，解开其中复杂的密码系统。

经过来宾控制中心就来到了另一个充满秘密、保密提示无所不在的世界。在电动扶梯的上方，“魔幻信息”板上的移动电子文字警告雇员们不要在这座秘密城市之外的任何地方谈论他们的工作。从走廊和餐厅的屋顶上悬挂下来的牌子上写着警告词：“不要泄漏秘密，伙计，不要谈论保密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警示贴在市区各处的告示牌上。在来宾控制中心不会召开任何会议，因为未经审查的人可能会在那里出现。根据国家安全局保密手册规定，在“走廊、休息室、餐厅、理发店和药店”的谈话不允许涉及保密内容。

国家安全局的保密办公室在神秘城每一个休息室、每一家快餐店、每一处走廊和楼梯井等处挂满了由“保密意识官员”设计的招贴画，还有一些招贴画被送往海外的监听站和承包商的工地。有一幅招贴画的设计是：树枝上悬挂着一个绞索，说明文字是：“等待一再破坏安全规则的人。”一些招贴画的策划有非常鲜明的时间印记。就在东、西德实现统一的那一天，保密官员们（向公众）推出了一幅新的招贴画，上面画的是东德的军队站在柏林墙上，文字说明是1931年一位苏联官员颇具威胁的预言：先用虚假的和平姿态欺骗他们，然后苏联一定会用军事手段打败资本主义者。还有一幅招贴画上画的是山姆大叔在一棵大树下鼾然人睡，而躲在暗处的苏联恶魔正准备伺机占便宜。

这些招贴画引起一位国家安全局雇员的质疑：这种活动是否代表“一种不太复杂的、以使人回忆起传统的冷战时期的宣传设计来进行政治灌输的形式”。另一位雇员则抱怨来国家安全局的人“一定会觉得它们是超现实的”。

近来，招贴画开始表现大众文化。有一幅招贴画的画面设计颇像一个很热播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场景，提出的问题却是：“如果一个外国情报官员设法接近你，你该怎么办？”供选择的答案有：“A。回答他提出的问题；B。接受他的礼物；C。与他讨价还价。”圈出的正确答案是“D。向有关部门报告。”

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所确定的答案。”还有一幅招贴画上面是这样一幅画：上方有说明文字“窥探者之钵”，说明文字下方是一个废物筐，里面装有《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

1996年，国家安全局的艺术家在招贴画上画了一个面容冷酷的小考尔。里普肯，这位巴尔的摩黄鹏队的棒球手，双膝弯曲，手上戴着棒球手套，样子像是随时准备接球。他站在一面暗绿色的横幅下，横幅上写着：“保密，我们最好的防卫。”倒霉的是，事前谁也没有去征得考尔的同意，因而引起他的商务管理公司的反对。塔夫顿集团的首席顾问艾拉。雷尼斯指责说：“如果上面画的确是考尔，他们需要征得我们的允许；如果他们未经同意就利用考尔外表形象的一些东西，那就侵犯了考尔的公众形象权。即使他们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利用他的外表形象，他们也从利用考尔形象上获取了价值。”

在OPS　ZA楼的地下室，走过2A0114号房间便是神秘城保密工作指挥站。援助行动中心由一个很高的弧型的控制台控制，控制台包括一排排的电脑屏幕以及保密电视和电话设备。这个中心每天24小时运转，监视整个市区保密工作的情况。它还经由它的紧急情况处理中心而成为神秘城的危机解救中心。每天，该中心的官员们要处理1500余次电话呼叫——因丢失钥匙而无法进家门的；请求帮助的；因生人擅自闯人自己的家而报警的；还有无线电发送的指示。这个中心同时还控制在市区建筑物的楼顶和走廊里居高临下监视市区情况的几百部闭路电视摄像机，包括置局长的住房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的摄像机。

无论神秘城的哪一个人拨打911　，接听的都是援助行动中心。保密官员立刻可以确定呼叫电话的准确位置。该中心平均每个月处理40次紧急呼叫。除此之外，中心还要负责跟踪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和查明失踪雇员的下落。如果神秘城面临任何危险——比如炸弹威胁或是恐怖主义袭击，援助行动中心有权实施“敌对情况紧急行动方案”。

国家安全局隐身于远离聚光灯的地方，因此少有遭受外部袭击的事情发生。一旦侦察到此类企图，无论可能性有多么小，国家安全局都会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例如，1996年7　月3　日，援助行动中心和国家保密作战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局世界范围窃听网中心，同时得到有人暗中递送的情报，称：有人计划在国家安全局所在地搞示威集会。经查明，组织者是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这是一个非暴力的小规模组织，主张以和平而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它的领导人是菲利浦。贝里根，一个经验丰富、长期以来致力于和平抗议活动的人。

示威集会定于转天举行，而第二天恰逢7　月4　日这个全国性的假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他的高级部下们立即接到了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很快被告之提供有关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的背景情报。据一份内部文件记载：“援助行动中心。安全部、公众和媒体事务部以及保卫部门的成员一起召开会议制定国家安全局紧急情况应对计划来对付这次威胁。”保卫部门起用了他们的特别行动小组。

接着将情况通知了米德堡的武装警察，“他们动员了一个小分队去加强保卫部门官员的力量”。

做好了对付除全面核战争之外各种情况的准备的国家安全局这次一定感到很失望。大约上午10点30分，约30名喜睡懒觉的活动分子凑在一起聚到了围栏外面，手里举着抗议国家安全局非法活动的标语牌。他们先是开始诵读圣经的片断，然后有人背诵一份‘脱离国家安全局宣言“。他们将这份宣言贴在一块大牌子上，要把它呈送给陆军中将肯尼思。米尼汉。在温暖的阳光里站了几个小时以后，这群人又调头折回巴尔的摩去了。

离开援助行动中心以后，来访者沿一条通道便可走进耗资5630万美元修建的OPS　ZB楼——一座长方形的黑色玻璃建筑。走进这座建筑物，来访的人立刻就会被里面黑色的大理石抛光墙面所吸5　；。墙上雕刻着一个宽12英尺、高8　英尺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是国家安全局的标志。三角形的下方，152　个人的名字分成8　栏刻在墙上，他们生前曾是军职和文职的密码学家、情报窃听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后来因公殉职。在这些名列这座于1996年2　月题献的美国密码学会纪念壁上的人当中，有陆军专家詹姆斯。戴维斯，他是第一位被打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军人；其他名列纪念壁上的人当中还有17位飞行员，1958年他们驾C130侦察机飞越当时苏联的亚美尼亚上空的时候，因飞机被击落而殉职；同样名列纪念壁上的还有美国“自由”号战舰上的34位船员，他们因遭以色列的袭击而丧生。

将墙面设计成高度抛光的黑色大理石面的目的是想让工作人员能从这面纪念壁上看到自己的影像，从而提醒他们；他们与那些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光荣者一样，是在无声地奉献和支持这个事业。在这面纪念壁的附近是以第一任局长的名字命名的卡奈因套间，常用来接待来访的知名人士。

神秘城市长、空军中将迈克尔。海登的办公套间设在行动部ZB楼的第8　层上。

在没有特殊事情发生的最平常的一天，他的闹钟在早晨5　点40分将他叫醒，但是他并不急于起床，而是闭目躺在床上，收听美国国家广播电台6　点的新闻摘要节目，然后很快冲个澡就钻进他的那辆沃尔沃牌轿车，驱车3　英里到国家安全局。海登说：“我自己开车，或者，如果我儿子或妻子需要用车的时候，他们就捎上我，送我一下。但常常是他们把我捎上，送我上班。”

海登一般在6　点50分到达国家安全局，走进大厅，将他的徽章插进确认身份的读卡机，然后走过旋转栅栏门。如果有急事，他可以用钥匙打开在人口右边的一个私人专用小电梯；但是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与其他早到的工作人员一起挤大的雇员电梯。

上到8　层以后，海登走到走廊尽头进入行政部门区。这里面设有包括局长和副局长以及主要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曾有一度，这个套间被称为“红木区”，但是今天这里已经没有红木（办公用具）了。与前不同的是，接待员工作区域的墙上挂满了镶框的照片，照片中拍摄的都是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监听站，其中包括门维斯希尔监听站，它的十数根窃听天线隐藏在天线屏蔽的下面。海登从那儿向左拐进一扇上面无任何标记的木门，就到了他的在走廊角上的办公室。

从防窃听的窗子望出去，海登便可将他统治的这个向远处延伸开去的、迅速崛起的王国尽收眼底。靠着米色的墙壁放着一个大书橱，书橱里面有他家乡的足球队和棒球队——匹兹堡铁人队和海盗队——的纪念册。另一面墙上挂着一篇镶了框的发黄的报刊文章，这篇刊发在1941年10月的报纸上的文章宣布海登的父亲，小哈里。

海登已被作为二等兵应召人伍，并且已经到达北爱尔兰。这个大办公室的中间是一张深色的会议桌，周围有八把绿色的椅子，边上还有一张上边有金色图案的长沙发。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面板倾斜的立架，为的是这位市长有时需要站着工作。

海登坐在一张绿色的高靠背椅里，不远处有一个小型取暖器来驱赶冬季的寒气。

他的胡桃木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笔架，这个笔架从他在朝鲜战场任指挥官时就一直跟着他；还有一本上面印有“局长”二字的笔记本和一只布鲁克斯通世界钟。他身后的桌子上，紧挨着国家安全局的旗子，放着三台电脑——一台用来做保密性工作，一台用来做非保密性工作，还有一台保密手提式电脑连接他与他的国家安全局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一些圈外人组成的顾问小组。桌上还放着几部电话，一部专用于内线保密电话；另一部专用于接外线机密电话；还有一部“红线”电话，它的按键可以让海登在即刻间接通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

但是没有一部电话可以让这位主管与白宫直接通话，的确，在海登任职的第一年，他从未与克林顿总统直接通过话。海登说：“在与我的前任交谈过后，我的感觉是，好像在过去，国家安全局局长与总统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一直是不大可能的。我与之经常联系的人有国家安全副顾问克姆。斯坦伯格，但并非‘经常性地’，事实是，如果我想与他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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