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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物的大量证据，这样看法倒也不是不恰当。

但正如《希特勒档案》里所暗示的，使用含有可卡因的滴眼液并不能算作治疗错误或滥用成瘾药物。但经常使用“刺激性针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莫勒尔给希特勒注射一种他自己研制的药剂“Vitamultin”，内含特大剂量的Pervitin和咖啡因。如果希特勒定期使用这种兴奋剂，且一天内注射四针本就超剂量的“Vitamutin”，那就肯定会产生依赖性。希特勒1942至1945年间体力和脑力的急剧衰退也可能是滥用这种药物的结果。党卫军医生恩斯特·君特·申克在最后几天一直在总理府地下的军医院工作，他后来写了一部希特勒的医疗传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的衰退并非依赖Pervitin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彻底透支、筋疲力尽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要求重新研究希特勒的疾病，特别是希特勒的传记作家伊恩·克肖也未涉及这一方面。此外，鉴于林格和京舍的供词，也有必要重新分析希特勒1945年的精神能力。传记作家维尔讷·马泽尔根据证人的供述分析，希特勒“直到生命结束都非常清楚和劲头十足”。这一点至今未被驳斥过，这也正好解释了希特勒追随者的绝对忠诚。精神健康未受影响的这一观点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深远的猜想空间，去猜测民众对“没落”的思念。京舍和林格的供词有一点很一致：常说到希特勒的心不在焉，甚至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茫然和彻底的冷漠。根据《希特勒档案》，这位独裁者的几次发怒并未发生过，仅仅是谣言。

早在1945年秋天，苏联审讯官就向被捕的希特勒周围的人询问过希特勒的性行为。特别是林格被迫做出相关交待。但机长鲍尔和京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很快就触及到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关系。在档案里——在后来的《希特勒档案》里也是——她被直截当成了希特勒的“情妇”或“床第搭档”，林格对靠“香槟，夹心巧克力，兴奋剂度过的一个个舒适夜晚”的生动描述证明了此事。希特勒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他和爱娃·勃劳恩的关系保密，让苏联军官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他生命结束时娶了爱娃·勃劳恩，他们也觉得是合乎逻辑的。看来对两人关系的猜测是多余的。

希特勒对冲锋队里的同性恋行为的否定、对山庄上的自然交往和有关其侄女安吉拉的谣言的描写，苏联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生来“正常”的间接证据。这些描述部分是道听途说来的，就像安吉拉·拉包尔的乳名被错叫成妮基而不是“盖利”，这受到了容忍。相反，鲍尔的狱探“猎人”的间谍报告中的一个消息却没被收进给斯大林的卷宗里。“猎人”1945年12月25号在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结束爱娃怀着一个希特勒的孩子。”

苏联档案里的这些材料并没有让希特勒是同性恋——无论是压抑的或哪怕只是隐蔽的——这一理论的捍卫者们改变主张。他们驳回了有关这位独裁者当年的情妇的证词，认为它是不可信，他们还对不同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研究持表示怀疑。另一方面，飞行员鲍尔的有关爱娃·勃劳恩怀孕的说法不能成为她和希特勒具有性关系的确凿证据，也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生育能力。因为历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曾对希特勒的私生活作过详细调查，认为爱娃·勃劳恩和她的妹婿、党卫军军官费格赖因可能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是很有可能。但是，不管是引用德国历史学家的结论还是同时代人提供的德国和苏联的原始材料：有很多都表明了希特勒对性的节制，也表明了他的性需求的减退，仅有少数材料说明他有同性恋倾向。

鉴于先是盟友后成为战争对手，斯大林和苏联安全部虽然对希特勒的私生活颇感兴趣，但还是将其它的重点转移到了希特勒的统治技巧上。尽管如此，内务委员会的军官还是被禁止明确说出这些明显的区别。斯大林在他的周围的人中也按照这样的格言行事：信仰可以改变，畏惧不会变。希特勒对他统治下的民众持这一观点，不过他认为自己身边的人还是忠诚的，至少是诚实的。所以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非常注重去表明，希特勒的信任最终还是被辜负了。因此，有关国防军将领及党卫军领导层的所谓“叛变”的章节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在苏联编辑人员眼里，希特勒对待陆军领导层的宽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虽然希特勒一直认为，他的失败责任全在将军们，他们这样写道：“但他从没有追究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内务委员会军官们无法理解，希特勒让他们退役，还授予他们高级勋章。相反，斯大林在193738年的“大清洗”中下令处决了数千名高级将领，用这一方式来强迫他们对自己忠诚。战争期间他也让人处决了那些被他认为没有用的将军们。

希特勒的富有启发性的执政风格也属于他的统治技巧。他和部长们私下交谈，准备所有的重要决定，最后自己拍板，从而排挤了内阁。拉默尔斯部长出色领导下的总理府和国家社会党领袖赫斯及鲍曼效率不相上下的纳粹党办公厅给予了他支持。此外，希特勒还利用了党和行政部门这一双重结构的竞争性，提高双方的效率，保证互相的监督。权力的对抗就连事实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元首这一重要位置都存在。在《希特勒档案》里，联系发号施令的陆军元帅和将军，对希特勒的这一权力地位进行了合适的探究。国家权力的其他拥有者显得像是命令接受者似的，但没有被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人。具体地描述了希特勒如何向别人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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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后记（7）

不过，特别苏联化的观点在经常列举国家社会党支持者这一点上是自相矛盾的。回顾起来，对各企业家委以重任好像是绝对不会错的。人员的选择——克虏伯，基尔多夫，珀恩斯根，施罗德等——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称他们“垄断巨头”符合内务委员会军官和斯大林根深蒂固的马列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金融和工业的联合垄断将会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不过内务委员会的创作集体没有用这种观点贯穿《希特勒档案》，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军需部长施佩尔多次强调，统治国家的不是大企业家，而且回顾性地断言：“当然有几位帮助过他，但他们最多只是助手而已。”

企业家的从属角色也表现在，没有一位经理属于希特勒的亲信圈子，高级军官或官员也很少有。施佩尔、希姆莱或总参谋长们虽然经常出现在元首大本营或山庄上，但除了施佩尔，这些接触仅限于工作关系。只有老党员，国防军各兵种的副官们，女秘书和纳粹党办公厅领导赫斯和鲍曼属于非官方性的圈子。

令人注意的是，1933年前曾和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都被逐步替换掉了。他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智商不如他、又不处于负责位置的人。在《希特勒档案》里，山庄好像主要是私人活动场所，并非政府驻地。希特勒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也增强了这一印象，尽管他的生活有“放荡不羁的艺人天性”，他还是有纪律地每天完成行政事务，有时直累得筋疲力尽。

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时间放松自己，有时也常将它当成尝试某种演说模式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倾听他的谈话伙伴讲话，也不懈地追问他们。后来他就只是一个人独白了。他周围的人觉得这些独白弥足珍贵，足以传给后世。回顾表明，这些长篇大论充分体现了这位独裁者的世界观。很显然，他想用他书本上看来的浅薄知识影响身边的人。他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独创性，不过他的长篇大论缺乏由系统教育获得的结构。

苏联军官们从京舍和林格的记录中为《希特勒档案》挑选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论。他们向斯大林介绍了希特勒对1935年的海军协定的反应，他1940年分裂英法联盟的考虑及这位独裁者对其他国家首脑的看法。这种选择是受了4849年的权力政治形势的影响。

斯大林毫无疑问对那些苏联进攻过的国家感兴趣，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那些未来的发展道路还未决定的国家，如意大利。在正在开始的冷战背景下，对英国的绥靖政策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猜疑地看着昔日盟友离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国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参战，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顺理成章地最重视对这些插曲的挑选。

这样的内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条约和英军在挪威的登陆失败。但也详细描写了希姆莱同英国谈判代表进行的单独媾和谈判和看来与此有关的党卫军副总指挥费力克斯？施泰讷指挥的军队的“叛变”。

希特勒对赫斯飞往英国的反应的描写也极其详细。它同林格后来的说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在听到敲门声后很快将门打开而且已经穿好衣服，剃了胡子。这一叙述也登在了科学的专业文献里。在《希特勒档案》里，林格介绍的真相不一样。希特勒是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的，而且“没刮胡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来可以解释为他离开与卧室相邻的工作室需要“几分钟”。这样，人们猜测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论点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审讯者对希特勒和他的指挥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感兴趣。在审讯完林格和京舍之后他们得出了和西方军事史家相似的结论。苏联的军官们形象地描述了纳粹政权和打着普鲁士烙印的军官集团之间的有目的的联盟是如何随着每一次失败而土崩瓦解的。他们把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谋杀希特勒事件解释为忠诚消失的明显证据。即便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幸存者，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审讯者也想在《希特勒档案》书中再现阴谋的规模。他们一再追问林格和京舍，谁对希特勒是忠诚的，谁参与了谋杀的准备活动。得知最高将领们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时，他们并不惊奇。因为在苏联，就连苏共政治局成员也被当作“人民公敌”被处死。

交给斯大林的材料里清楚表示了对希特勒的蔑视，因为他没有更早地对自己的军官集团进行这一“大清洗”。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也没有放弃复述希特勒的他是靠“天意”获救的说法。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对描写二战时期场面的挑选显得是有选择性的，《希特勒档案》总的看来还是呈现了这个独裁者作为军事领袖的不同形象。详细再现了希特勒对某些战争事件的反应。如详细描写了1942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奥德河战役。由于文中提及的军事会议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京舍的报告就成了惟一的来源。由于对二战的所有方面已经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深入研究，倒让人们觉得有必要通过《希特勒档案》对二战做出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想法难以接受。

不过，统帅希特勒的准确形象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特定的事件和决定。如希特勒在全然不知战略形势的情况下就对美国宣战的那种轻率令人震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得无动于衷——以及他当时同空军总司令戈林还没有中断的关系。与这种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常描写的希特勒在得知东线战败或胜利时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它表示，希特勒没有能力适应艰难的形势，领导这场战役。《希特勒档案》中讲得很明白，最迟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他就无法清醒地看清战略问题，只重视战术的成功。

出版人后记（8）

这些描写中也再现了回顾起来令人吃惊的实际损失：希特勒显然认为，那些他在参谋部地图上密切注视其移动的营、团和师拥有着和战争初期一样的战斗力。他把自己命令的进攻、反攻及“钳形运动”的失败归咎为指挥官和参谋们的无能。他常认为这是兵力不足、胆怯，有时甚至是蓄意破坏造成的。将军事指挥员们解职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多半和希特勒激烈的情绪爆发有关。《希特勒档案》里也介绍了希特勒和高级将领之间的一些争吵，如古德里安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之前的那次争吵。

现有的大量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勾画的希特勒的形象并无二致：希特勒的智商无法胜任对国防军的指挥权。正如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1948年，即和《希特勒档案》同一时期，所评价的，“希特勒有着天才的本能感觉，但也喜欢犯些低级错误”。1940年5月24号下达的所谓停止前进、允许英国部队撤出法国的命令无疑就属于这种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将领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料到曼斯坦因越过马斯河直插运河海岸的冒险的“镰刀行动”会取得重大的战略成功。

回想起来，不占领英国也同样是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之一。由于不想冒失败的风险，希特勒曾多次推迟“海狮”行动。但是，究竟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征服英国，还是由于希特勒出于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害怕牺牲太大，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一考虑具有猜测的特点，只能姑且存疑。

在对苏战役中德国军事领导层也犯了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由于从战略上将兵力分成A、B两个集团军同时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推进，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1942年德国的夏季进攻之所以选择高加索为进攻方向，是受了原料短缺的左右。希特勒认为如果不占领那儿的油田战争就无法继续打下去。

但盟军也分析错误，导致沉重的失败。如法国在1939年夏天放弃了一次进攻德国的机会，尽管后者已经向他宣战。1940年也没有轰炸在阿登山区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1941年苏军在1939年划定的边境线上的进攻阵地也损失了300万战士。苏联军事上的瓦解看起来是迟早的事了。西线盟军1943、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多次登陆行动中也犯下威胁到这些行动的成功的错误。

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最终是赢在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优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军备产量就越高。但这一理智的结论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研究后才得出的认识，所以《希特勒档案》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194849年没有得出西线盟军的轰炸对战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评论。因为无论在斯大林还是那些苏联的军官看来，这一评价贬低了苏联军队的胜利。然而有目的地轰炸德国的军备工业，其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军备工业产量翻了一倍多，直到1944年第四季度才明显回落。这此之前盟军就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某些领域，如飞机制造工业。从1943年开始德军就基本上无法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行动了。诺曼底战役，阿登进攻战也一样，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国防军都无法打赢。

但《希特勒档案》的写作集体不是无缘无故地将重点放在德苏战争上的。就连德国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东线是决定性的，如安德雷亚斯·希尔格鲁贝尔1965年就评价道：“欧洲中东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时，西方盟军才于1944年大举登陆——政治上至少晚了两年，军事上是在德国国防军被重重削弱、行动自由已经瘫痪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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