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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149、150。

同⑦，页55。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2，页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71…172。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309…310。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页8。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4月第15版，卷首，页1。

《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

同⑤，1912年3月11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页196。

同⑤，1912年4月11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3月16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6月15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6月20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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