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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打。富而弱，富而依赖，如果不想做附庸，同样要挨打。

一个强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包括军事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三者相互依承，密不可分。军事崛起是经济、文化崛起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崛起是军事、文化崛起的基础，而文化崛起的核心则是为强国崛起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意志上的崛起。

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必然导致心理萎靡，意志软弱，自尊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的历史而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托起过哪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有人忙于盘点我们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但是同样的一批人，却无视英国“羊吃人”、大萧条，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减少。这种选择性的盲点，制造着民族的虚无主义，消减着民族的自信。

这种虚无和自卑是一个民族不能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原因。要崇拜人民自发的、出自内心而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些活在人民心中，活在民族的记忆中的英雄，才是号召人们的灯塔。

对自信而强大的民族而言，暂时落后并不可怕。正如一位伟人讲的，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把握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机会。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兴衰相替，环环相因。人类历史到了21世纪出现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自身规律的推动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阅尽兴废，相存不绝。我们曾经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在今天再次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顺势而搏，调整战略，减少损失，再造辉煌，实现崛起？这是每一个赤诚的华夏子民都关心的问题。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人特别申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作者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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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1）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苏联垮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里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他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进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最大的让步；不仅入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会后还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2）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WTO的入会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成会员国和其他入会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入会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会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的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会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会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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