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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清人对蒸汽技术的误解，源自中国与西方技术传统的差异。工具机与工程制图，是制造蒸汽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前者是精密制造的工具，后者是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工具，而中国技术传统却缺乏这两项核心技术。这种差异使得中西技术交流异常艰难。中国在蒸汽技术上的突破，要等到1850年代之后。

“自强运动”的兴起，为蒸汽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为了制造枪炮，　1865年，江南制造局进口了一批工具机。次年，左宗棠成立福州船政局。接下来几十年，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类似的制造局，并生产了第一批蒸汽船。

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工匠没有西方技术能力。若要大量制造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西式枪炮船舰，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训练技术人员。在晚清制造局中，最完整的训练课程，在左宗棠所设立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船政学堂并开始招生，将原本接收传统科举基础教育的学生，带进近代蒸汽技术的知识体系。聘请法国技术人员，采用西方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由造船实际操作来训练工人。还将部分学生送往法国受训。他们回国后带回了更先进的复式蒸汽技术，并建造了符合世界舰船技术发展前沿水平的全钢结构轮船“平远号”。

福州船政局在三十年内的技术进展令人瞩目。然而自1880年后期开始，船政局的发展减缓。这并非由于清政府的保守*，而是财政制度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费用，以及军事技术发展政策的转变。

清朝晚期，军事与征税权逐渐落入地方督抚手中。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平衡的微妙改变，对福州船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之后，海关收入，大都集资成了海防经费，支付给福州船政局的的更少。由于对国内所造舰船缺乏信心，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也没有全力支持船政局。唯一给予支持的重量级官员只有左宗棠。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船政局失去了政治支持，陷入困境。到1909年，由于缺乏经费，船政局已经无法再造船。

大规模的技术进展，需要依赖资本市场提供资本，让商人进行工业投资。中国并不见得缺乏资本，但是缺乏聚集资本的制度。1872年，华商曾学习西方公司制度，组建了“轮船招商局”。但是在没有公司法的晚清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朝廷大员的保护。商业法律环境的缺乏，不利于大规模工业投资。资本聚集的困难，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蒸汽技术的引进，依然推动晚清中国在工商机构上的转变。公司制度已然引进中国，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技术发展中用以集资的重要机制。

简而言之，1840年之后的五十年，是中国从传统技术转入近代技术的关键年代，藉由吸收西方技术的知识与技艺内涵，已经采用西方聚集资本的机制，中国开始由传统技术体系转型到近代体系。这是中国技术史和社会史上革命性的转变，也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进行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

（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　，2009年6月出版）

曾是工业革命标志的蒸汽机车，如今已成文物。资料图片

一个县令的1635（1）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张建英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份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西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个县令的1635（2）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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