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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市中心的卡迪希亚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看上去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藤一人，###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3）

我们在一家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勃鲁诺闯了进来。我问他这几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说除非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交情。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楼顶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面积占满一个楼顶，冀以免遭轰炸。我和首席记者老朱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4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誰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唯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如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都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俸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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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4）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7。　六百记者云集安曼（1）

他们都是些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

—杰弗里·迈耶斯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洲际饭店成了各色记者的总部，工作性质各异、身着奇装异服的记者们冲劲十足地上蹿下跳，从上至下充满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投入气氛。在这里，只须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为期三个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过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藤由于1月16日才离开巴格达而被视为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八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演播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过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五楼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规定死海因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肇事的日本记者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不过，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机时，我也还是忍不住来点小动作。

为了自我保护，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以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搡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No　Blood　For　Oil”（不要为石油流血）。这位自称1989年在天安门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人。

台湾有30多名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激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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