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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答辩与对话总是一定语境下的表述。争辩的双方虽以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建构对自身有利的“现实”，但他们又拥有共同的对话前提。在那些公开的文本背后，还会有许多外人难以得知的人情世故，难以猜度的世态人心。这些“前提”包括一些在当时单位环境里不言自明的话语与表述方式，事后解读起来却有可能困难重重，或产生歧义，甚至发生误读。有些话上得了台面，而另一些话却上不了台面。那些有血有肉，存在于私人话语空间而又上不了台面的叙述，就永远隐没在正式文本之外了。

但，业务研讨的公开文本还是值得信赖的。当事双方与公众都在场，很多道理自然就要讲到明处。把文本呈现在公众话语空间内，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讨论的透明度。可疑问还是存在着：当初的合作者，是如何走到讨论的对立面的呢？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故呢？

“我同意这些材料在刊物上发表。”袁苓的态度可以证明，在诉诸社内相关从业人员正式讨论之前，摄影部有关人员征求过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袁苓进而表态说，这类问题的公开“会吸引更多的同事，会引起较广泛的讨论，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批评，从而可以帮助我，帮助更多的同志进一步弄清问题和提高”。

那么，一个摄影记者，在1956年，如何进行自己职业生涯的“危机公关”呢？这次“危机公关”关涉了哪些当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呢？

袁在答辩开始，便表明了自己的姿态：

我个人很欢迎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三位同志从另一个角度检查了我在汽车厂工作的情况，特别是提出了我在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直到目前，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方法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对应于上述田建之对“检查员”一图问题的陈述，此处袁所用的“检查”一词，似乎与之呼应，并使得应答者看似增加了一些轻松的意味。但很快，他就把问题归结到“实际工作中表现方法”这一操作层面上。

在进一步展开之前，袁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是：

在汽车厂的采访中，总的讲来是这样一种态度：力求采访深入，反映问题正确；在具体工作中要多和群众商量、尽量采纳对方意见；在照片表现上要反映本质、力求生动，方法可以灵活。

这种表述，任何挑理儿的人都难予以否认。这种工作态度几乎可以上升为对整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并成为工作准则。但，袁还是在最后一句话中给自己留了口子，那就是“方法可以灵活”。当然，在采访一汽这种具体工作中，也不例外。

具体讲来，照片大体是用两种方法拍摄的，一种是现场抓的（不是偷着照的，因为拍照片以前要经过反复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并做不到这样）；一种是经过提出意见互相商量后拍摄的。

如果只谈后者，那么毛病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对生活不熟悉。对情况没有摸清楚，而又操之过急，因而照片上表现的事物时有假象之感。当然，即便是抓的，也可以抓住假象的东西。

袁在这里并不是在泛泛地谈问题，所有的话语都针对来自三位同事的“举报”。第一段陈述了自己的“表现方法”；第二段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并为提出问题的同事们设立了一个两难命题：你说商量过的出了问题，抓的就不会出问题了吗？　。。

危机公关（2）

至于如何消灭“假象”呢？袁给自己和同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真正消灭“假象”，我认为不能单纯从方法上着手，因为这是和我们长期的经验积累、和记者的全部活动过程紧紧相连的。当然，也和记者思想作风、艺术上和技术上的修养有关，因而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记者成熟和提高的过程，是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

这既是全方位、高标准，又是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似乎是个终级的目标，纵然奋斗一生，恐怕也难以达到。

具体到上述三张照片，袁的回应有收有放，逐条进行了辩解。他也以当事者的身份，应对三位同事“从另一个角度”对其在一汽采访进行的“检查”，以“补充和说明”的方式给予了事实上的反驳。

检查*的照片是补拍的，但是：

吉林分社同志们所提供材料中的两个提法是不确切的：第一，两个检查工人都是车间负责人自己安排的，他们自己也讲是互相帮助的，并不是为了增加画面的美而从什么地方叫来的。实际上一个人和两个人并不决定画面的美。至于两个人是否绝对违反操作规程——尤其是在试制时期，是可以考虑的，这点我没有检查。第二，*都是车间加工的，只有些是苏联毛胚。

紧接着，袁便把问题落在了“表现方法”上：

问题在于应否补拍，我觉得为了使这一重大新闻报道好，在拍摄了主要场面之后，补拍些其他照片，在可能和合理的条件下是可以的。

关于“解放牌”汽车的照片，袁也认为，“在吉林分社同志的材料中有需要说明的地方”，“胥、雪二同志所写的材料的提法是有问题的”：

首先这张照片不是为了提前报道出汽车而拍摄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提前报道出汽车的意图，也没有造成这样的事实。

“我们”是谁？这里出现了人称置换，由“我”置换成集合名词“我们”，是指总社整个一汽报道计划的制定者吗？抑或还要包括所有参与报道的文字与摄影记者呢？

袁再次强调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在于，为了报道第一汽车厂建成，要拍一张总装配线的照片，并且又要尽量争取时间，是否应该改装一辆解放牌车放在近前做近景。

袁坦诚地说，那张生活区假日的照片，“是一张矛盾很大的照片”。但他透露了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报道后期，生活区的采访本来是“分工给田建之同志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只好由我和胥志成同志来做”。这样说既给了田建之一个回应，又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做了开脱，那就是忙中容易出错。至于几个女工在草地上跳舞的那张照片，袁也承认“这和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但对这样的照片，袁又认为“组织拍摄一些材料——在可能和合理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这不是简单的组织工作，而要缜密地考虑周到，要细致和耐心地做好一切”。

虽然双方的陈述都很详尽，并都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只是接下来几个月中“难解难分”争论的开端，当然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分社的许多人也加入到讨论中来了。

袁的“危机公关”应答没有促成这场风波很快结束，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三张照片却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埋下了伏笔

1956年、1957两年间，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争论中，哪怕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大体认定应当允许“正确的组织加工方法”、“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组织加工’”（蒋齐生语）。正是对“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拍摄的三张图片”使用“揭发”一词的树喤，对什么是“正确的组织加工方法”做了界定。

那就是，在发现某些有意义的生活题材时，事前与主管部门、被拍摄对象联系好，求得他们在拍摄时的合作。事前不知道情况，在现场也可以与主管部门或被摄对象联系，争取合作。对那些妨碍主题的东西可以避开，也可以人为去掉，目的是把真实的形象纳入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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