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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既然能在洛阳城中买药，可见昆仑国人并非全都是奴隶，他们也可以因主人的意志而重获自由。

昆仑国人军法力的经历我们无法得知。既然能有缘成为鉴真和上的弟子，他一定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也可能是一位为寺院制作佛像和佛具的匠人。

鉴真和上曾担任住持的扬州大明寺是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佛像师。东渡日本时，想必鉴真和上会挑选手艺精湛且身强体壮的佛像师同行，想必昆仑国人军法力就是那个合适人选。

不论是乐师还是制作佛像的工匠，鉴真和上并没有拘泥于汉人。只要实力相当，不论瞻波人，还是昆仑人，都无所谓。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把事关重大的眼部手术交给胡人医生来做的例子。

在随鉴真和上来日本的三位特殊成员中，最值得注目的当属胡人如宝。

瞻波的善听和昆仑国的军法力来到日本以后的事迹鲜为人知。虽有传说军法力制作佛像，却没有确实证据。包括如宝在内，这三位特殊的成员在东渡日本的团队中还算不上重要成员。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列举着鉴真的随行人员：

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一共二十四名成员，但文献在前十四人处告一段落。这是否意味着这十四人是弟子——至少是直系弟子？而对于其余十人，似乎采用降格的表述。

而且这段记述并未全部列举二十四人的名字，包括十四名直系弟子也是如此。也没有记录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扬州白塔寺惠云、婺州的仁干等人的名字，也许名列其中本是一种荣誉。能肯定的是，至少在表述上是有所区别的。

从上述记载可知，胡国人安如宝在鉴真一行中，属于所谓的第二梯队。然而成为唐招提寺事实上的后继者的正是这位如宝。来日本之时名列下等，或许因为他年龄尚小。

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如宝逝世于弘仁六年（815），享年八十四岁。由此可以推算如宝在二十二岁时随鉴真离开中国，较之常年陪伴鉴真的弟子们，的确非常年轻。

也许鉴真考虑到抵达日本后的长久之计，深感让年少有为者同行的必要。这时鉴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常年以来随行的弟子们也都不再年轻。

今后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日本，开始新的宗教事业。而身边的弟子们习惯的是唐朝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在未知的土地上开展新的活动似乎有些晚了。

今后在日本的土地上，他们也许很难适应。

鉴真一定非常担忧吧。

就算身边的弟子们能够协助鉴真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但就承担后事而言，他们似乎难于胜任。托付后事，必须找更年轻的人。

需要的是既熟知唐朝的生活，又不会因留恋之心而放不下过去年轻人。可以想见，鉴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让像如宝那样优秀的青年僧人同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把“安如宝”写作“安宝如”，“安”是姓氏。保留着俗姓，说明如宝还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其他门弟自法进以下，名字前都没有写姓氏。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胡国人安如宝是来到日本以后才正式受戒成为僧侣的。为他授戒的正是师父鉴真和上。

抵达首都奈良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以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为首的四百人进行了授戒仪式，如宝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把塞外民族总称为“胡”，意义相当于日语中的“ebisu”。

虽然也有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词，以不同的方位来称呼外族，但“胡”却有所不同。所以，要问与鉴真和上同来的年轻人安如宝是哪里人，光说是胡族人不足以判明，只可确定他不是汉人。

也有一说，认为如宝是朝鲜人，如《招提千载传记》的记载。

不过，关于“胡”这个称呼，说是塞外民族的总称，但因时代不同，用法也各有倾向。

在秦汉以前，比如在“胡服骑射”这个词中，“胡”主要指匈奴。而唐代所说的“胡”多指西部的塞外民族，西方天竺的佛教被称为“胡教”，佛陀是“胡神”，“胡商”则多指波斯商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少年行》，诗中写道：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通常认为，这里的胡姬应当是指波斯美女。

如前所述，《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相当于中国唐代宗时期。这部书虽然是由日本人淡海三船撰写于日本，但它依然带有唐朝文章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把胡国人理解为朝鲜人，而且此书中还有关于朝鲜僧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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