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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反复地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观察着他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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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2）

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这么地反复尝试。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

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到林场，再搭上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我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才放松下来，那时就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了袖子，就吃了一惊，整个左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惊，因为不知道原因。

最后，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根据初步诊断，要求我马上住院，是传染病隔离病房。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得称体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惊——我曾做健身运动，肌肉比较发达，体重一直稳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体又没有什么脂肪，怎么会瘦这么多？

在抽血化验时，我心里着实害怕，因为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个热心肠的，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都没有看到叶文照，一打听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没有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了。有一天，我又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出了村子，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那就是等死。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若没有及时治疗，那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的传染性最强。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精神好了一些，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却悄悄地议论：“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声。

村民们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公共厕所位置不恰当，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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