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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二是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

。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

的时候，这一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

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产权与财富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又成热点。因此，对这场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

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反而怪了，

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

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按照常理，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

的办法就越应该是“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但“国退民进”过程不是

会出现腐败吗？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保留国有企业，那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

。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

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为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

实际上，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既简单又远比“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和经济发展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士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

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

：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

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

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

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

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去赌场那天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

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赢了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

“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的确也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

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

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产权与财富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

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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