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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2。　一个职业经理人

从放弃万科职工股权开始，王石就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房地产职业经理人。王石说，“我是一个管理者，是个职业经理人。”

经理职业化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是在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确立的。而职业经理被称为现代企业生存、扩张所必需的第四种要素，即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基础之上的企业家才能。具有卓越专业素质的职业经理堪称新兴企业的稀缺资源，也是中国目前所缺少的重要资源之一。

职业经理队伍的形成，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群体，现代企业就不能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形成。

如果说股份制改造完成，使万科完成了与官商企业的制度分离，那么，公开上市则使万科进一步成为了公众公司，走上了一条透明、规范的发展道路。对于王石等管理层来说，由于没有足以控制万科的股份，他们自此只能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王石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所谓职业经理，是指以企业经营管理为职业，深谙经营管理之道，熟练运用企业内外各项资源，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受薪人员。

“官商”到职业经理人（3）

这一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经理的职业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性、专业性极强的社会职业，有其专业化的职业体系与行为规范，其职业标准与成就已逐渐被社会广泛认同；其二，具有职业经理资格的经营人员，将其工作视为职业生命，有相应的社会角色标准与压力约束，在社会选择机制作用下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职业文化与职业精神，并以此激发经营者的创造智慧与献身精神。

事实上，职业经理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解决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智能化情况下而带来的资本占有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矛盾。在古典企业中，企业的投资者就是该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者是统一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经营管理工作日趋复杂，一些无法适应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竞争激烈的资本家便把自己投资兴办的企业交给具有相当才能、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职业经理去管理。

当然，职业经理的这种管理技能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接受专门的教育，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这种训练和教育以及实践中的摸索，作为一种智能投资，是职业经理为获取管理技能所付出的成本，它形成了职业经理知识财产的概念，而当这个知识财产成为现代企业所必须的生产条件时，就演化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职业经理就是作为这种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从资本的所有者手中换取了掌握和支配企业财产的权利。

而在王石看来，职业经理人还应该是一个企业家，他对自己也是如此看待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绝对不矛盾，不能说职业经理人就不是企业家，我们能说通用前CEO韦尔奇不是企业家吗？那是企业大家，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从部署战略规划的角度上讲，那么我当然是企业家，万科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而且我早已不管具体的事务，万科现在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队伍在掌管着，我仅负责在公司重大决策上的监控来决策一些事情。”

后来，也有人评价王石放弃万科的个人股是“高尚”，王石对此明显有自己的看法。2003年他对媒体公开表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和道德高低没有关系，我自己选择了做一个经营者。经营者当然只是领取报酬，像我，一年的工资不过也就几十万。很多人认为这不可思议，认为太低了，感觉我至少应该挣三四百万吧，现在房地产业不是有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吗？王石再少总应该有300万吧！还有人说王石这个人高尚，他不是为了钱。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董事长，而且是长时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只是1999年以后才把总经理辞掉的。如果我高尚的话，我能要求下面都高尚吗？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高尚来经营企业的话，那企业就形不成核心竞争力了。你不能把一种高尚的行为作为一种核心竞争力，因为资本的运转有它的规律。”①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石如下的解释了：“从经营的角度来看，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也就是工资的成本是不低的……问题是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我要500万的话，下面人至少也得300万吧，不可能我500万他40万，这样没法合作。而且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相比，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工资，包括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不是低，而是中等偏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官商”到职业经理人（4）

不管自己或其他外人如何看待“主动放弃个人股”，以及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毕竟是王石把一个原始资本为零的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而他发起的万科职业经理人制度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房地产专业人才，主导着当今楼市的市场动态。就像我们在引子里所说，王石之于万科，就像张瑞敏之于海尔一样不可替代。

因此，王石本人被业内公认为“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万科也确立了全面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人才战略思路。

这也是后话。

3。　走在“圈钱游戏”之外

“圈钱游戏”之说也许不太确切，但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以及追求规范化运作的王石来说，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过部分交待，万科在开始发行股票时，市场可谓冷清，而整个中国的股市只能用“胎儿”来形容。这种状况令人不安。于是，“政府救市”便成为当时股市的重大利好了。到了1992年8月9日，中国股市终于火山爆发——深圳发行的500万新股认购抽签表，就吸引了全国近百万投资者南下排队认购。其中数十万一无所获的股民群情激愤，最终于8月10日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风波”，进而导致了深圳市长郑良玉的辞职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于是，业内人士多有指称，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股份制企业，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至于其时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发行等企业活动，则被金融界人士称为“一种公开的‘圈钱游戏’”。

在那个时候，有许多被改造的股份制企业成为人们所说的“翻牌”公司，不但没有从低效运作中解脱出来，反而成为一种圈钱工具。特别是一些企业领导人的不断假借股份制改造之名，最终造就了今天人们不断诟病中国股市的“原罪”。

如20世纪80年代，原野公司与万科同为深圳股份制的急先锋，但却走了一条与万科完全相反的道路。原野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万元起步，两年净资产增长60倍”的神话名噪一时，上市后更被奉为“股王”。舆论界有声音说，“这是一个比万科更辉煌、更有噱头的企业”。

对比原野和万科不难发现，成立之初的原野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占有60％股份。而后来的情况披露，港商及两位个人股东的资本都是由两家国有企业垫付的，是虚拟的股东。到了1989年4月，准备上市的原野股份结构已经面目全非，港商占据股份，国有企业也只剩一家，股份仅余。原野“在政策空隙中展开精心的‘寻租’活动，借股份制之名，通过官商交易实现了资本大转移和原始积累”。这期间，始终操控全局的原野董事长彭建东也适时地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

1992年7月，原野事发，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第二年重组更名为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但抓捕后的彭建东也只能做个“驱逐出境”处理了。类似与原野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在少数。

王石似乎是个例外，在这种“圈钱游戏”面前保持了自己的理性和冷静，选择了这种“圈钱游戏”的界外。

人们常说，做企业如同做人。与类似原野的企业相比，万科与它们的区别，其实就是企业领导人之间的差别。这也许是万科20年屡屡探险，却能始终进退自如、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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