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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好在这个国家有特别好使的、战无不胜的解放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奋不顾身地冲入水中，舍命抢救大水中的老太太。

新闻时代的旧事（29）

如果单从科技主义看，这种做法缺乏科学思想。这时也许有，像我的编辑江林这样的记者，讴歌张华烈士，歌颂“生命的价值”。我个人崇拜张华烈士，但是反对机械照搬。其实，那些牺牲或伤病的战士，反过来还会增加社会和政府的抚恤负担。我们不能总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军队好用，但应该维护它的特性和权威，不可滥用。历史上新中国的建立，“支左”、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自然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文化传统。但是政府其他职能方面的软弱无力，使军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工作，超出了它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男人和女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矛盾冲突，形成我这里的“火”。

第四章是风，也是最后一章。风，是清新的空气在大地的水平流动，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希望。“风”可以灭“火”，也可以风助火势。人得有信仰，风是男女冲突之后的最佳解决办法，所以，我在这里借用“风”表达人类对信仰的追求。照片涉及对毛主席的信仰，对安拉的信仰，对印度教的信仰，对佛教的信仰，对喇嘛教的信仰，对基督教的信仰……

“远行不说话，远行本来就不说。”这是《中国青年报》卢跃刚给毛主席雕像这幅照片写的文字。还有一张是一个白马寺欢迎我的大和尚，手持高级手机，戴金丝眼镜、水獭帽子。张卫东看了说，你拍的印度和尚个个面有菜色，瘦小干枯，破衣邋遢。还是咱们中国的和尚改革开放，面大膘肥，光鲜亮丽，与时俱进……

这是他们看了照片的自然想法。我只拍照片，本能地拍照片—像一个机器那样本能地反应，把我遇到并刺激我摁下快门的场景拍进画面，尽量不带个人感情，尽量减少个人好恶。我担心我的职业可能桎梏我的思想，惯性地将机器给我的影响再传染给他人，强加于他人。所以，我努力避免科技主义，反对科技主义，提倡科学思想。

老百姓需要的是“语像”，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声音

由上述可见，带有试验性质的《一个人的远行》，与十年前我上班时拍摄的传真照片明显不同。过去是按照计划，主题先行，到社会上找一个能够图解的目标，再运用镜头、光线、构图……记录下来，交给编辑剪裁，待审稿人、领导审批后，配以统一的文字说明，放到新华社的传真系统上，昭示天下，让所有的媒体采用，形成统一的说法。

而这本《一个人的远行》，却是一个人随意徜徉，事先毫无计划，随走随拍，拍回来顺手交给冲洗部门，让朋友们选取。选出的照片通过互联网为主的网络传输，跨界解释，自由讨论，随便评论，形成二度创作。比如有几张泰姬陵的照片，不同作者看后，看法截然不同。即使同一位作者对同一幅照片，每次看时的感想也是不同的。

熊光楷副总参谋长的文字就字斟句酌，改了三遍。最终成品，折射出这个被西方称做“中国鹰派”的侠骨柔肠，他写道：“泰姬陵是沙贾汉王为他的爱妻修建的爱的陵墓。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综合了东西方和阿拉伯、###的建筑特点。文化因多元而美好，因交融而和平。”　一位副总参谋长，写出如此有涵养的文字，说明对自己的超越，对自己文化的超越，也说明中国国防的文化包容性。

每一篇文字都反映了作者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工作风格。我曾经担心某位外交官写的太不好看，可是，我的编辑不许我改。她说，我的语言具有超级语言霸权，具有侵犯性，我的点滴润色，都会让原作失去意义。所以她拒绝我改，担心我举一发而动全身，破坏我自己发明的“语像”。

我刚当新华社记者的时候，新华社总编南振中召见过我，原因是他间接地看到我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我的BP机126呼5566，还写有“日夜工作”的字样。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书中说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的60％来自视觉，我们学习来源的60％通过眼睛获得。可能因为我是摄影记者的缘故，我坚信，现代人通过眼睛获得的学习来源肯定高于60％。即使我聋了，只要眼睛“明”，也仍然能够靠阅读弥补听觉上的不足，获取各种信息，凑合活着。但是反过来，一旦失明，面对黑暗世界，仅像蝙蝠那样靠听觉判断方向与距离，简直不能想象。因为视觉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如一个小孩“睁眼了”，标志他开始了生命；“闭上眼睛”几乎等同于“停止呼吸”或“停止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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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30）

前面提到，我的编辑写过的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张华，为抢救掉在粪坑里的农民大爷英勇牺牲的事迹。事过多年，还能记得这个故事的人已经不多，文字记者就是这样。如果当初拍下那个瞬间，现在指着照片说事，就是“语像”。现而今说世界七大奇迹，金字塔、长城……说的都是图像。看图说话，“语像”。

可是我们上学时没人教，不知道照相重要。当时我给海子照的那么多相，都扔在刑侦教研室了。1989年，海子在辞世前打电话给丁元力，让他来昌平拍几张照片。丁元力忙，愣是没去。多大的损失啊。现在丁元力老后悔，要是去了，照几张相，说说话，这么一“语像”，说不定海子就不自杀了。

“语像”，“语像”，语言的力量事后还能弥补，可是如果当初没拍照片—没有原始图像，就没有事后的话语权—即使现在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仅仅是讲演，而不是“语像”。我希望中国政法大学继续发扬光大，立足法学，一只脚踩着科学，另一只脚踩着神学（哲学抑或宗教）。这就比那些单纯讲科学的人高明得多，因为我们是人，有人的优点和缺点。不是简单的科技产品。

1936年，美国《生活》杂志诞生，一举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戈培尔博士为了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优越，也开辟了《信号》等类似画报。一直到电视机发明以前，各种图文并茂的杂志、画报一直占据最为人喜闻乐见的地位。摄影记者被称做“世界的眼睛”，以不畏刀剑亲临一线，区别于广播记者、文字记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闻传媒迅速发展、翻天覆地，其中进步最大的首推电视。电视是主动宣传的“视听”媒体，不仅有画面，而且是活动的流媒体，可以直播。弄个大活人站在屏幕前面，“拿画面说事儿”，立即把单一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广播记者逐出场外。利用电影的推拉摇移、导演、剪辑，立即成为传媒霸主，这特别适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宣传工作。

由于电视主动而富有进攻性，接通电源就能张嘴说话，声色俱厉，张牙舞爪，既采用先进技术，又占体制上的优势，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迅速超过传统的党的耳目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记者是最先买房买车的。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小水在新华社中东分社英文编辑室工作，反复申请要求去巴格达。当时，北京新华社总社派我去巴格达，仅仅给我300美元。当年国家通讯社捉襟见肘，给我的钱仅够我在伊拉克通讯社通过国际长途，往北京发3张传真照片。小水后调CCTV，反复去巴格达，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现场直播，扬名万里。而同一阶段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早已无法与CCTV的影响力同日而语。

小崔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后到CCTV开创《实话实说》，成为华夏第一名嘴，至今无人超越。张越原来是老师，给电视剧《电脑之家》等写剧本，后来忍不住亲自露面现身，靠聪明大脑和如簧之舌控制《半边天》。

于丹、易中天，还有越来越多的老师通过“视听”扬名万里，版税滚滚。而贵校（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问家朱奇武、江平、应松年等埋头传统学问，循规蹈矩地教书反而默默无闻。即使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像季羡林、张中行也没有他们的名声大。老百姓需要的是“语像”，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声音。只要有“语”有“像”，一夜变“超女”。如果没“语”，没“像”，你就默默地耕耘吧。

赵忠祥的一张大脸，胜过新华社“红皮记者”的整体影响力。在“视听”科技主义的冲击下，一直凭借文字、图像宣传的传统媒体，一落千丈，迅速被具有“视”、“听”功能，更迅速、更双向、更互动、更自主、更自由的新媒体所取代。

2005年，湖南卫视办了个《超级女声》，全国几亿观众参与，用电话、手机、鼠标表达民意。2005年的“超女”冠军李宇春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认为“体现了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科技主义、商品经济催生出以往计划经济无法预知的新事物，草根以“选超女”的形式展现互联网时代的民意，纷纷争取各自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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