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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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