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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田浩禄的这种性格特征，是与他生活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出生于鄂西清江岸边那个偏僻山村的田浩禄，血液中流淌的是巴人祖先的血液，除了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着那种敢于承担、咀嚼苦难的特质，作者在整部作品中，用了不多的笔墨却极其精到地描绘了一幅精美的土家民族的生活图画，土家人的勇敢、善良、豪爽的性格熔铸在田浩禄的骨髓里。书中的乡村与城市，官场与民间，多种生活场景交替出现，使得整部书的行文摇曳多姿，为田浩禄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形象的产生有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土壤。这也是田浩禄无法摆脱的命运。

但是，读完整部作品，我又不能不感到缺憾，田浩禄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还仅仅局限于这个人物的本身，几十年历史的印记还仅仅打在田浩禄一个人身上，故事的叙述不是十分紧凑，矛盾的设置还不是那么扣人心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认识的不足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人物身上缺少历史的厚重感，田浩禄在艰难困厄中以及在后来的商业生涯中，性格或者说思想的脉络不够清晰，许多矛盾的解决显得有点儿轻而易举，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田浩禄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田浩禄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含量。这与作者在结构上采用的封闭式叙述方法有关，这样的叙述方法，很难使作者从具体的叙述中超脱出来，也很难使作者摆脱故事的束缚，从更高的角度去审视田浩禄，引导读者更多地思考，在思考和阅读中得到启迪。

在湖北诗坛有着较大影响的羊角岩（写诗时所用的笔名为刘小平），转型从事小说写作时间不长，就拿出这样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殊非易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学功底，已经使他初步展露出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我们有理由期待清江水养育的这位土家族作家为我们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

（作者系土家族作家，湖北恩施市地税局干部）

刘大先：田浩禄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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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角岩从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给笔者寄来了一本《红玉菲》，这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写诗的时候叫做刘小平，当时被称做土家族乡土诗人的一员。

《红玉菲》是个很怪的书名，我花了两天工夫读完这本厚厚的书才明白，原来指的是3个女人：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这3个与小说主人公田浩禄3次命运转折点有着紧密关系的女人的名字。

这是一个讲述了因为身份歧视而一定要“进城去”的成长叙事，凸现出城乡结构嬗变中农民身份改变的时代命题，其间离奇悖谬、曲折起伏的过程足以让人扼腕叹息。

田浩禄是清江河边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土家族青年，与老师的女儿、同学覃怡红互相爱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首先就体现在一纸户口上，田浩禄的农民出身使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难。由于莫须有的“海外关系”，田浩禄无法被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之后又因为有私怨的村长马必贵从中作梗，与大学无缘。而有着非农户口的覃怡红却顺利地吃上了公家饭。田浩禄在内外压力之下，为了不拖累爱人，狠心与覃怡红分手，而她则在绝望中草草嫁人。

县制药厂招工，田浩禄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又遭阻拦。暗恋浩禄的向明玉在求情时，被马必贵强奸。田浩禄在制药厂勤奋刻苦、苦心经营，唯一的想法就是有一天转为非农户口。然而事与愿违，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出于感激和无奈，田浩禄娶了向明玉，但无法接受她失身这个事实。结果，向明玉在冷漠和虐待中难产身亡，给田浩禄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懊悔。几经起伏，田浩禄因为挪用公款帮助向明玉的弟弟而身陷囹圄。

出狱后的田浩禄偶然认识了记者郑菲菲，在她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重振旗鼓，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主。而郑菲菲原来竟然是马必贵的女儿，因为童年目睹过父亲的罪行而造成心理阴影，希望通过帮助田浩禄来为父亲赎罪。但田浩禄却依然深爱着覃怡红，将她和她瘫痪的丈夫、有病的女儿楚辛都接进城里，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经过楚辛的求爱、绑架等一些插曲之后，田浩禄的事业在经历新的机遇，他凭借发展少数民族医药的政策，成功并购了县制药厂，未来固然未知，但是前景充满乐观。

我们看到，时代的印记是如何地投射在田浩禄的身上。几经波折，“非农户口”总是如同一个无法抹掉的暗伤铭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因为这个户口，使他放弃了覃怡红纯真的初恋，毁掉了幸福的婚姻，夭折了可能的爱情。直到最后，田浩禄的命运才出现逆转，在经过种种挫折乃至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新的社会风潮中成为卓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

日光底下无新事，田浩禄的故事其实在古今中外都并不少见，远的很容易让人想到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或者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埃德蒙，近一点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刘庆邦《红煤》中的宋长玉，甚至是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只不过是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说的都是一个共同的母题：出身底层的有志青年，不甘于沦落潦倒的命运，想方设法往上走，追逐更为成功和精彩的人生，他们当然要付出比出身优越的同龄人更为艰苦辛酸的努力，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然而总不会平庸。一代一代，他们的故事给那些卑微的少年带来同情和鼓励。

因为有珠玉在前，《红玉菲》的人物与情节，就会让人觉得在似曾相识中并没有太多突破。这种洋溢着乐观主义氛围的写实之作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如果将其放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背景中，尤其是在从上世纪70年代到当下的中国30年发展历程之中，却可以发现其有意味的地方，那就是当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已经日益走上深入和反思的时候，缘何《红玉菲》依然还在书写改革开放的帕累托效应？

今年正是各种媒体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红玉菲》的故事主体也正是这30年。如果从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实情来总体考虑，就不会对《红玉菲》在主题上的“滞后”感到惊讶，那就是现实——对于现代化的向往、对于繁荣经济、振兴边区的渴求。田浩禄在由最初的一心想当一个有户口的城里人，到最后真正成了城里人之后却放弃了梦寐以求的非农户口，这个细节的刻画可以说是一个亮点，时代社会变迁的脉搏就潜藏在其中。某种意义上说，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

作者羊角岩是土家族人，因而在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带入了哭嫁、跳撒叶儿嗬等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婚丧嫁娶风俗，甚至在整体结构上都带有神话原型的特点。土家族祖先被认为是巴人，巴人首领廪君曾经和盐阳女神有一段甜蜜的爱恋，但是廪君肩负着带领部族开拓的使命，所以不得不狠心射死了盐阳，以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红、玉、菲3个女人无一例外都像盐阳女神一样倾心奉献，而田浩禄则就是那个一心开拓进取甚至有些时候不免有些不择手段的廪君。这个荡气回肠又不免凄惨哀怨的故事，在羊角岩有意无意地改写之中，由悲切变得平朴，悲剧性的因素转化成了个人在时代洪流中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些在风情展示和原型书写上的特色都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笔者觉得羊角岩的叙事能力需要一个大的突破，才能证明他从一个诗人转向写作小说的能力。因为读完《红玉菲》的时候，笔者感觉叙事的速度太快，缺乏打磨，丧失了许多原本可以更加丰厚和细腻的细节与语言，以至于他更像是在说故事，而不像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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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博士、青年评论家）

李艳：女性的悲歌与鄂西文化的画卷（1）

——解读羊角岩的长篇小说《红玉菲》

羊角岩的长篇小说《红玉菲》，以细腻真切的笔墨写了清江土家族田浩禄的奋斗史，以及他与生命中三个重要的女性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的情感纠葛。细读之下，让我们最震撼的当数小说中三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们的悲剧几乎囊括了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所经受的人生悲剧的类型。

一、红

覃怡红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女子的形象，是中国男子理想中的红颜知己。她美丽、温婉、善良，如土家族传说中的盐水娘娘般深情、体贴。但母亲的偏见和心爱的男子的不坚定，使她从此走进了悲剧的人生。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男权是造成中国女性悲剧的根源，父权、夫权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双重镣铐。在覃怡红的人生中，父爱早早的缺失了，但父权却由母亲来行使。覃怡红就是在父权的奴役下，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与“门第观念”的牺牲品。

覃怡红也是夫权的受害者，她与李厚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李厚强是深爱着覃怡红的，田浩禄的主动退出才让李厚强得到了覃怡红，“但很快他知道他得到的仅仅是一具美丽的躯壳”。为此，李厚强殷勤体贴地对待覃怡红，指望着能换回覃怡红的心，“但是过去了半年，他丝毫没有打动覃怡红的芳心，覃怡红的身体还是跟死了一样。”于是，他就开始恶毒地咒骂覃怡红，直到女儿楚辛出生后，两人彻底分居，“多少年了，李厚强都再没有碰过覃怡红的身体”。在这场婚姻里，两人都是受害者，承受着身心的折磨，李厚强渴望完整地行使自己的夫权却不能，最后思想恍惚而出车祸，而覃怡红则是身心分离，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挣扎，同样痛苦不堪。

对覃怡红造成更大的悲剧的，却是她的挚爱田浩禄。当初，只是因为一个商品粮户口，田浩禄的内心极不平衡，就撇下一封绝交信，自己去拼搏了。就是这大男子主义，把覃怡红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当初，心爱的人决绝的离去，覃怡红无力去争取，而如今，覃怡红也只能如飞蛾扑火般去争取自己最后的一点快乐。如果说当初田浩禄的离开是因为潜意识里的内心的不平衡，甚至是变态的自尊，那么，他成功之后的归来，又何尝不带有炫耀和征服的意味？他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介入覃怡红的家庭，对他们进行变相的施舍，让他们全家对他感恩戴德。以至覃怡红的女儿楚辛甚至要“以身相许”，来报答他的恩情。他对覃怡红，仍存有真爱，只是此时，爱已不同往日，他是以强势的一方来爱的。他要娶覃怡红，可是，背负着家庭责任、社会道德的覃怡红是不可能像年少时一样，不顾一切地奔向他的。最后的结果，是覃怡红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

覃怡红由于不幸的爱情导致不幸的婚姻，而婚姻的悲剧又导致了自己的丈夫的悲剧，这与《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的人生悲剧有相同之处。她们二人同样是因为城乡差别这个封建传统的“门第观念”而不能与心爱的人走入婚姻的殿堂，最后不得不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陷入无爱的婚姻，郁郁寡欢。但田润叶最终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反而在事业上开拓进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覃怡红却在最后时间如飞蛾扑火般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取得了生命之花的短暂绽放，然后就又退守到家庭之中。相比之下，田润叶作为女性，她的自主自强意识要比覃怡红突出得多，她更具有现代女性的品格，而覃怡红则是典型的小女子，爱情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失去了爱情的依附，她就无法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她的悲剧，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悲剧，而且更接近于别林斯基所说的“凡人的悲剧”。“作为具有鲜活生命个体的女性，都有追求爱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是她们把爱的价值与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想法却是相当危险的，主体意识上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决定了她们孤注一掷的行为取向。”＇1＇覃怡红一生为爱而活，迷失了自我，最终导致了一生的悲剧命运。

李艳：女性的悲歌与鄂西文化的画卷（2）

二、玉

与覃怡红比起来，向明玉的悲剧意味更深。在中国，“玉”常用来比喻纯洁、美丽、高贵，冰清玉洁。向明玉虽然婚前失身于恶棍马必贵，但她仍是纯洁高尚的，可惜，作为她的丈夫的田浩禄却小肚鸡肠，以此来怀疑她、贬低她，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直至她难产死去，红颜薄命，令人扼腕。造成向明玉的人生悲剧的，不仅在于马必贵依仗权势趁火打劫对她的迫害，而且更在于田浩禄的大男子主义与变态的自尊。

向明玉为了救田浩禄而牺牲自己，然而她却没有要求回报。中国古代有多少女子都在感慨“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向明玉的内心里，她又何尝不想心爱的人能来安抚自己呢？“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女子已把男权文化观念积淀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进而把这种不平等的要求变成了自觉的意识”＇2＇。向明玉此时已经没有了自我，她牺牲自己，而为田浩禄换来出去闯荡的机会。

向明玉后来幸运地得到了商品粮户口，与田浩禄同在制药厂工作，最后得以结为夫妻。可是，田浩禄从一开始就对双方的身份耿耿于怀。田浩禄因家庭关系，再加上马必贵从中作梗而没有得到商品粮户口，于是，当他听到向明玉被录取为青工时，就变得“怪腔怪调”“酸溜溜地”“似乎有一种敌意，好像她向明玉抢去了他的名额似的”，心里很不平。最后，两人经过撮合，快要结婚时，他仍放不下身份的差距，“怕你这朵鲜花插到我这个牛粪上了”。中国的男子容不得女子比自己强，更见不得自己的妻子比自己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社会成见也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

向明玉是为了解救田浩禄而“失贞”的，但田浩禄却在这方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新婚之夜，田浩禄让向明玉“解释”，甚至由此想起《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把向明玉与引诱祥子的虎妞相提并论，觉得自己受骗了。向明玉为了田浩禄今后活得有尊严，而不告诉田浩禄自己“失贞”的原因，但田浩禄的小肚鸡肠却抓住向明玉的这一点对她进行身心的双重折磨。“封建秩序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如果是男人，他无论压在最低的哪一等，总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可供他压迫”＇3＇。“我当临时工在单位就受够了委屈，在婚姻里面我绝对不能再忍受如此羞辱”，因为户口问题，田浩禄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妻子的不明不白的“失贞”，更使他觉得“羞辱”，于是，他把不满转嫁到柔弱的妻子身上，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变态的自尊吞噬着向明玉的青春，直至她难产而死。中国传统文化把“贞操”和“守节”作为评判女性的道德标准，宋明理学极力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造成了很多婚姻悲剧。一百多年前，哲人尼采曾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道：“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田浩禄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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