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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不要紧，在这里我说了算，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李二喜刚说了这话，干部就把白面和饭锅送来了。干部走后，李二喜才和刘星辰说话，黑娃去烧火，七娘去扞面条，团扇在听大人说话。

李二喜说：“这次在地区开会听说你的事情，冤枉，冤枉啊！现在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人敢说真话呢？如果不是我不那么积极，柳家湾可能就饿死人了。”

“二喜，你救了老百姓，你是好干部啊！”

“刘部长，我是一个苦孩子，讨过饭，被抓过壮丁，知道没有吃的是什么滋味，我从来就不相信放卫星。1959年咱们古邑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际产量只有210亿斤，哪里还有卫星？但是县长是不管老天爷几只眼的，偏要把大灾年说成是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向地区和省委邀功请赏；一手托着“右倾”帽子，威胁下级。他也是农民出身怎么就没有农民的良心呢？可是谁不怕大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帽子吓得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唉……真他妈的作孽……干部们人人都在弄虚作假，只有让老百姓遭难了。特别是现在‘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运动。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说是‘小彭德怀’，说是反对跑步实现共产主义，就得象土改时期的地主那样挨批斗；哪个地方交不够征购粮，干部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我们这里李师村一个女干部就被掉起来批斗过，那个时候她刚刚怀孕呢……”

官城扇　第一章（14）

“唉，胡闹啊，二喜，你也要注意啊！”

“刘部长，你不知道，你可是我的挡箭牌呢，我发现县领导和地区领导都怕你。”

“干工作可不是让人怕就行了，要心里有老百姓啊！一向富庶的古邑专区，在你们那个地委书记积极贯彻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这个正常吗？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就是啊，官城县那个县委第一副书记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县委书记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然后取而代之。这个县委书记到我们李师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其中就有我们村子的人。刘部长，你要过问呢，整个官城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0％。李师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后来升任县委副书记。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0年7月，整个古邑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就连古邑的书记也私下说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唉，二喜，我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能管了别人？”

“你不会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实际情况？”

“傻二喜啊，毛主席忙得很呢，再说你知道彭德怀的万言书是什么？”

“什么？不是说是反党的东西？”

“那就是信啊！他写信都不行我能行？”

“那总得有人管吧？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都交了，老百姓吃什么？听说古邑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已经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呢。”

白团扇把头依在刘星辰腿上说：“叔叔，我害怕。”

（）

刘星辰抚摸着白团扇的头发说：“孩子，不怕。天啊！我们共产党闹革命，人民群众求解放到底是为什么啊？”刘星辰有些痛心疾首。

“咱们柳家湾也到了危机关头，那个曾经给你看过病的李真吾现在天天给人看病，人们知道他的儿子死了，儿媳还怀着孩子，就把仅有的可以吃的东西让他给儿媳带一点，才使封惜春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可是生了孩子不久封惜春也饿死了，李真吾去哪里给人看病就带着小孙子，有奶的女人让他吃奶，没有奶的女人想办法给他一点吃的，因此才没有被饿死。”

这个时候白七娘把面条做好了，家里没有食盐，可是谁也没有想起来面条是淡，直到吃完面条，白团扇说面条淡，他们才想起来品滋味，这么好笑的事情谁也笑不出来，大家都哭了……

官城扇　第二章（1）

李二喜搞大跃进虽然不是那么积极，但是也必须跟上全国大的形势，一旦跟不上形势就要落后挨打。后来因为他报粮食产量不积极被批判，还被免了大队长的职务。

刘星辰觉得李二喜是个好人好干部，这样的干部都保护不了也太可惜了。通过李二喜被罢官，刘星辰把大跃进算是看透了，劳民伤财，百害而无一利。他对集体食堂也坚决反对，看到柳家湾饿死了许多人，古邑地委书记视察工作的时候仍然吆喝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就愤然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信。

党中央、毛主席：

我叫刘星辰，原来是省委宣传部部长，现在是下放劳动的柳家湾社员。

我是延安时期参见革命的，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想对党提出的大跃进和跑步实现共产主义过多评价，但是不得不反映一些基层群众的生死问题。

古邑的地委书记是个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是对古邑人民犯下罪行的一个干部，请党中央毛主席看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吧：他从官城县驱车返回地委时，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回到地区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要封锁村庄路口，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不能有一个流浪汉”。因此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古邑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也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直接后果。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官城县，自然村减少63个，全县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这是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我敢于肯定地说，古邑饿死人事件的发生，古邑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是了解事件全过程的。他曾经对部分说，古邑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党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啊！这个话是不是切合实际？已经发生的老百姓抢粮食事件怎么说？这样叫不叫实事求是？

农业如此，那么工业是不是就一片光明了？也不是。在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古邑地区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县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古邑地区的官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O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还在官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其实很多干部明明知道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但是谁也不敢说他们弄虚作假，古邑地委书记还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能看消极面太多。有良知的干部看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然而谁不怕被扣右倾帽子？我们带领人民群众求解放，难道就看着人民群众吃苦受罪吗？

古邑地委书记为了自己所谓的政绩，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被当地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书记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古邑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有良知的干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曾经把情况反映给省委，但是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古邑地委严厉批评处理，已经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那个人还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在古邑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领导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那些严重的问题毕竟是捂不住盖子了，又一次古邑会议就决定逮捕官城县委书记，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他打死了前任县委书记，罪名并不是因为饿死人太多。省委是想用杀官城县委书记来表示对古邑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那个县委书记被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难道错误都是县委书记的？古邑党委书记没有错误？省委书记没有错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个县委书记被判了死缓，县委副书记当了官城县的县委书记，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一桩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政绩注水案”。这个县委书记上任伊始，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按上级要求大炼钢铁，建起炼钢炉362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结果造成劳民伤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官城县一哄而上建立起了农民大食堂3489个，建立了机关、学校、幼儿园、妇产院、敬老院食堂985个，说全县人民全部过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为了跃入全国卫生先进县，又命令官城县开始全县搬家，毁掉一家一户的厕所、粪坑，烧掉木制家具，男女分别集中住宿。为了大办民兵师，官城县仅用一个月时间，民兵就由4万多人增至10多万。为了“大兴水利”，全县一下子动工修建23座中小型水库。由于缺乏勘测设计、选址不当，建材紧张，大部分工程半途而废，耗资巨大。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刺激下，虚报浮夸愈演愈烈。1960年6月9日省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官城县李师公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一颗“卫星”升空，引出百颗“卫星”齐放。6月11日，省报头版二条“小麦千斤丰产，红旗到处飘扬”的大标题下，报道了官城县其他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12日新华社报道了官城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630斤，放出了史学界公认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后，6月20日省报又在报道官城县先锋农业社谷子生产情况时说：“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8月11日，再次刊发官城县的丰收“喜讯”：“今年种的863亩棉花，计划大面积亩产籽棉4000斤，高额丰产田保证亩产籽棉12000斤，争取15000斤”。官城县放卫星放得大、放得高，县委书记也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中共古邑地委委员。古邑地委号召全区学官城，并组织人们到官城参观取经。在放卫星的同时，由于强调一大二公，正常的生产秩序紊乱了，人们顾此失彼，以至于秋季虽农作物长势良好，但没壮劳力参加秋收，粮食、棉花大量的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农民的血汗白流了。而更严重的是，虚报造成上级决策失误，夏、秋粮征购任务加大但粮食却征收不到位。于是，上级误认为是下面隐瞒不交，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隐瞒运动。更可悲的是，官城县却在此时还作假，使检查人员相信官城的“丰收”：将“粮屯”下面塞满麦草，上面放层粮食。于是，检查人员终于得出了“粮食不少，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既然粮食多多，就应继续大量征购，在这种形势下，官城县粮食大量外调。转眼到了冬天，食堂里没了粮食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和饿死。人们吃完了仅存的一点粮食，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皮，树皮剥光后就吃河里的水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当一切能吃的东西吃完了以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重灾区的官城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有位宁死不做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饿死在家里。看着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出身的官城县委书记开始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救济粮5000万斤，但都因官城曾经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这时，官城县开始“落后”了，在“反隐瞒”中因工作不积极，官城县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接着，中央、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官城，认为官城县农村发生的问题不是“五风”问题，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掌了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要对全县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紧接着官城县召开了全县万人大会“拔钉子”，批斗县委书记那个“良心发现”的县委书。通过大量的揭发检举，工作组认为官城县的班子已经“烂掉了”，大批干部被关进特训班，宣布县委书记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县委书记停职反省后，谣言四起，说他是反党分子。他想到了死，“死”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可怕，但他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曾经想为老百姓办事，怎么就沦为了罪犯了呢？他向三级工作组和地委领导申诉，没人听，反而挨了训斥：“有什么好谈的？你好好反省吧！”　那个县委书记绝望了，1960年11月20日晚，握着妻子的手说：“我对不起党，更无颜面对官城几十万父老，只有一死方能了却一切”。深知丈夫脾气的妻子见其决心已定，抱住他放声大哭：“要死，咱们一块死。”

11月21日，中共官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县委书记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他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但22日凌晨，他一家5口人排着队一步一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后来经抢救，只有县委书记的大儿子和小女儿被救活……

官城扇　第二章（2）

刘星辰的信寄到中央后如石沉大海，并不是刘星辰反映的问题不正确，而是中央主要领导并没有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来虽然提出纠正，但是主要领导之间就存在许多方面的分歧。在涉及调整的若干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有别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赞成调整，但其前提是必须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承认“大跃进”以来问题不少，但坚持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是九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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