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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1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在1955年军官评衔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高级将领各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来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和方面军以及地区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两广纵队、陕北红军、云南填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即通常所说的“山头”。这些情况在条例中根本无法涉及，而在评定军衔时却又是绝对不能有所忽视的。否则，评衔的结果就达不到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的目的。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必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研讨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比较，综合平衡，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授衔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偏低的只有极少数人。还有自认为评得过高，主动要求降低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他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才答应接受，但是最后仍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例规定应评为上将，在讨论名单时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即以自己是主办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为理由，诚恳要求把自己降为中将。彭德怀曾几次找他谈话，但由于他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改为中将。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这些老将军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树立了楷模。

在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对彭德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她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55年初《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的。《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使她们感到特别不快。一是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限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另一是，“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　“至195　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里的“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两句，未免有伤感情。对于那些不适合授衔条件的女工作人员，早在　1952年12月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土，就已确定全军11万女军人，在1953年安排10万人离队，余下1万人在授衔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安排。到1955年初，经过了两年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工作处置，绝大部分女军人都己各得其所。彭德怀签发的那个《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硬性规定限期处理完毕，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作出的。

彭德怀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的一枚“一级红星奖章”。这枚奖章是1933年8月1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7月11日的决议，作为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而授予的。

对于勋章、奖章制度的建立，彭德怀认为在军队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4月，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许多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英勇事迹。彭德怀满怀深情地说：“这些同志都是无名英雄，可惜现在我们不能公开表扬他们，等到将来我军有了勋章、奖章制度，就可以奖励这些同志了。”这次谈话，显露出彭德怀认为建立勋章、奖章制度的必要。同年9月8日，在他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正式提出实行勋章、奖章制度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毛泽东批准他的建议后，总干部部便开始了拟草勋章、奖章条例的工作。到1953年高干会讨论时，已先后15次易稿，于1954年11月报送中共中央审阅。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但后两个决议，因没有颁发相应的条例而未付诸实行。1956年2月，彭德怀视察武汉的一个军队被服厂后，在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被服厂也有许多创造，我们在今年把新的勋章奖章制度搞起来，可以给他们发勋章奖章”。但是这项工作后来再未提及。因此，50年代的这项制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开端。

第28章　为了祖国安全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祖国的安全，从1952年冬天开始，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勘察地形。到1955年底为止，他亲自察看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每到一地，他都要看望部队战士，访问地方干部。勘察地形时，对于重要岛屿、港湾和滩头，都要亲自登临，详细询问水深、潮汐和滩头沙石状况，并同当地和随行干部交谈军队设防的意见。

彭德怀每年勘察沿海地形的活动，这里无法全部述及。仅从1953年初他到华东地区视察的活动情况，即不难看出他为祖国安全曾付出过多少心血。

1952年冬，为准备对付美军以扩大军事冒险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除志愿军在朝鲜做好防御美军在侧后登陆的战备工作外，针对美国可能从海上封锁中国大陆，指使国民党军窜犯华东，并轰炸上海等地，1953年1月25日，彭德怀偕工程兵司令员陈士集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乘火车赶赴华东检查战备工作。他先到南京。陈毅、饶漱石此时不在南京，参谋长张爱萍正在福建部署战备，遂由副参谋长周骏鸣和几个参谋陪同彭德怀到沿海视察。上火车后，周骏鸣向彭德怀一一介绍随行人员，介绍到军区空军参谋袁仲仁时，彭德怀说：“我认识你，48年初你跟陈总去陕北开会，咱们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哩！”他的记忆力，使袁仲仁异常钦佩。1月29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员郭化若陪同彭德怀登上国际饭店楼顶，俯瞰上海市区，彭德怀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这么稠密，遭到空袭可是个大问题。”郭化若接上说：“1950年1月25日，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浦江码头上的舰船26艘，　2月6日，国民党军飞机17架又来轰炸，投弹70多枚，死伤群众14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如果计算工业生产的损失，就更多了。那次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工厂停工，每天损失就是上千亿元。”

随后，彭德怀检查了江湾机场、高射炮阵地、雷达和探照灯阵地，回到防空指挥所后，他说，防空问题比防止敌军沿海登陆更困难。指挥所设在闹市区砖木结构的楼上，又无地下室，一颗炸弹命中，就要中断指挥，应迁移到机场附近，另建新址。第二大，他从吴淞口乘护卫舰“南昌”号出海勘察，郭化若也随行。登舰后，舰长曾泉生向他介绍驾驶舱内的设备，当说到“这是罗经，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时，彭德怀笑着插话：“莫吹牛嘛！我们是发明得最早，可现在我们落后了。”军舰出长江口，寒风卷起海浪，舰体颠簸得厉害，不少人晕船回舱躺下，彭德怀毫无倦容，在甲板上四面眺望，同来的人怕他受寒，建议说：“前面的泗礁岛还没有修建码头，军舰无法靠岸，就不要上去了吧！”彭德怀马上说：“不行，这个岛必须上去看看。”军舰靠近泗礁岛己是下午4点多钟，换乘小艇上岸，走到官山村的连队住下，天已黑了。彭德怀看到连队的干部和战士，问这问那，兴致勃勃。晚饭后，随行人员发现他嗓音嘶哑，似患感冒，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住在连队里，不和班、排长们谈谈，那怎么能行！”接着便召集班、排长开座谈会，就连队训练、生活、文化学习等问题征询大家意见。当谈到将要实行薪金制时，他向排长们说：“排长每个月薪金60万元够不够？”一位排长吃惊地说：“哪能用得了那么多！”当时正排级津贴是每月19。54万元彭德怀象一个老管家似的向他们算起细帐：将来军官的伙食都要自理，还要赡养父母，娶老婆，生孩子，总不能当一辈子“和尚”　吧！顷刻之间，满屋气氛活跃起来。待彭德怀就寝时，己是午夜12点了。

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怀的感冒症状已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同行，陈士集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让改变活动计划。饭后，先去看炮兵阵地，发现炮位背后靠近岩石峭壁，他责问道，如果敌炮打来，弹片碎石乱飞，人员、火炮又无遮蔽，这符合实战要求吗？接着又沿海滩步行五、六里路，来到高墙湾村。为了察看全岛地形，原定从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劝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发，一股劲往山上走，直到顶端，一面观察地形，一面了解沙滩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变化，还详细询问了过去日军在此处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下山后，彭德怀若有所感地说：“战斗打响以前，干部多辛苦一点，战士就能少流血。平时我们当领导的多辛苦一点，战时就能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的牺牲。”

下午航行时，陪同的几位领导人商议，下决心改变航向，绕过岱山岛，直驶舟山岛的定海县，登陆到驻军医院为彭德怀作治疗，因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启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随后从镇海上岸，到驻军营房住下，在勘察了宁波地区后，乘汽车经绍兴到杭州。2月8日开始北行，勘察钱塘江北岸。出发之际，彭德怀发现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即问随行参谋许之善：“酒是哪里来的？”　参谋答：“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在场的浙江省军区和省委领导等送行人员和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接着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参谋答：“这里的算过了，‘南昌’舰坚决不收几个首长的，不给算。”彭德怀听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责道：“已经讲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执行？”参谋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分辩。这时，省委书记谭启龙站在彭德怀身边说：“下面同志办事太简单，好心办了糟事。”转过脸向送行的人说：“那些酒，看他们需要多少，带走的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陈士集接着说：“今天要勘察的地点很多，上车走吧！”彭德怀勉强息怒，转身向送行的几位领导人握手告别。

离开杭州，一路上在海宁、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车仔细察看，当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长江口的崇明岛。岛上驻军团长来迎接，准备请到团部稍事体息。彭德怀说：“先到阵地去。”沿途他向团长询问长江口过往船只及国外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情况，团长都未答出。在一处炮阵地上，彭德怀看到炮位和弹药所距离很近，又无防护措施，就对着连长有些责备地说：“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你们弹药所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什么务？！　”转过身来，看到团长，这时，压制在心头的怒气，禁不住迸出来：“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陪同的海军副司令罗舜初走向前去解释说，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又说，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团部去谈一下吧。彭德怀才从阵地离去。中午在团部吃饭时，彭德怀发现团长未到，就派人找来，让团长坐在自己旁边，温和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你认为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的心情虽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首长批评得对，是我的错。”

2月14日，正是春节，彭德怀一行从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仓库。彭德怀看到门窗、出入口等都不适合战备要求，又严厉批评一顿，说领导人不深入现场，不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严重官僚主义。到南京后，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归来的张爱萍交谈了视察中的问题。于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这个报告里，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综合起来作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用以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指导全国全军的战备和军事工作。彭德怀于1955年下半年把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摆在军事工作的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提出，当时西方阵营除了早已组成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陆续组织了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有军事意义的集团；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后，己成立了华沙条约国集团。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的汇报。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为了有效的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到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中国决不能照搬。1955年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出国前，毛泽东在4月底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指示彭德怀此行到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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