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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那么，公众是如何为摄影记者定位的呢？

1956年8月28日，读者“化南同志”在一篇“不能滥用记者职权”的来信中，通过“与这个要求不相称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对“摄影记者”进行了描述，他的观点说明了当时一般受众对“摄影记者”角色的模糊定位：

作为一个摄影师、宣传员，摄影记者的行为应该是谦逊、公正、为人表率的，这不仅是记者本身的任务决定的，也是人民群众所要求的。

那么，“摄影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摄影师”的定位相当于蒋齐生所描述的“表面上的照相的”；“宣传员”的定位相当于“上面”派下来、“下面”必须服从的干部，也就是蒋所描述的“中央”、“北京”、“党报”下来的人，他们“下来”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的。这种模糊定位，与来年形成的“新闻记者要坚决做好党的喉舌”的鲜明主张形成对比。

对“摄影记者”作为“记者”的诉求，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诉求，恰恰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成了空白。而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的争论，在许多时候，是非莫辨的局面源头恰恰就在这里。

业内、业外如此一致的定位，到底对“摄影记者”的工作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摄影记者”们又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呢？角色错位，到底又生发出哪些让后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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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更为激烈的讨论意外到来，源自三个同事的揭发信。

在1956年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中，“揭发”一词语气最重，也最具评判意味，不只是道德评判，还包含更加严厉的、业务规范方面的责问。但，这个词的使用在那一年的新闻业务讨论中，仅是一个特例。

这三张图片如从画面推敲，是很不容易看出破绽的。但是经人揭发后，它的真实性就站不住脚了。

树喤并不是当事人，事情也不是由他“揭发”的。他只是在一组由“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拍摄的三张图片”过去5个月以后，在一篇《杂谈组织加工》的文章中使用了“揭发”这个词。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雪印文章的标题是《是组织加工呢？还是摆布？》，胥志成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报道工作的一些体会》，田建之文章的标题是《与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获》。

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袁苓这年6月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采访时拍摄的照片，及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而这次采访恰恰是由袁苓负责，分社的同事“只是向袁苓同志学习的”。

雪印称：“因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例子，供同志们研究。”

“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是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胥志成证实了雪印的说法：

这张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组织的。事后，我觉得组织得过分了。不应该这样组织加工。我们是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却在没有试制“解放牌”汽车前把照片拍了（当时还没试装“解放牌”汽车，正在用苏联的总成装吉斯车）。我们拍的是苏联吉斯车，把一辆吉斯车的水箱外罩和发动机外罩换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张照片的内容是“在发动机车间的*工部里，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

田建之叙述了“这张图片的拍照经过就是这样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在场，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他们把*摆在检查台上。十多个*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检查，按规定是由一个检查员进行工作（这个检查台是由郑国秀负责）。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表现汽车厂职工文娱生活的图片，也是组织拍摄的。雪印记述了“同志们在会上谈到的情况”：

在画面上，走在马路上的一批人是找来的，其中还有本社记者胥志成同志。胥志成同志对我说过好几次，说袁苓同志拍职工生活图片时，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导演。另外，还有一张也是反映职工文娱生活的，画面是一群姑娘在跳舞。记者找来了一批女工，选择背景，把这些女工拉到从来没有跳过舞的草地上要她们跳舞而拍摄的。

为何会有这三篇文章，集中谈到了同一个问题；由分社送达总社的背景是什么，是理论探讨的自觉，还是另有隐情，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现象，是当时各家媒体摄影记者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包括记者与编辑们最为困惑的事情。因而，在新华社，雪印说的这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的例子，供同志们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客套话。

7月下旬，恰恰是北京分社*那张“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引起讨论的时候。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分社领导的要求下，分社参加一汽报道工作的同事开了个小组会。会上，大家“觉得袁苓同志在明确报道思想和深入采访上给自己有很大的启发”，但对于采访过程的“组织加工”和“摆布”问题“没有明确”。大家的共同疑问是，像这样拍摄图片是否可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是否可以这样做？

在吉林分社一汽报道工作小组会召开前一个月，即1956年6月25日，岳国芳以“工业图片能拍好吗？”为题，从技术角度介绍了这组照片的拍摄经验。对于检查员检查*一图，岳写道：

图片上人物、产品很突出。工人背后似乎用了辅助光，使女工的头发后面有一圈白色的光泽，增加了女工的立体感。画面上，由于车间的背景和女工身后车床的衬托，显得很匀称，看起来姑娘们的劳动是熟悉的认真的，富有生产气氛。

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三张袁在一汽拍摄的照片。在“附图二”检查员检察*照片的上面，岳国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三张照片究竟如何拍摄的？希望袁苓同志能很好地介绍一下，从而使我们的工业图片质量提高一步。

7月底，由中央新闻组全体记者参加的“好图片评选会”上，袁苓拍摄的那张“欢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照片，“获得一部分同志的好评”，理由是，画面上人物情绪很好，表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们欢庆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的热烈气氛。另外，光线也不错。月度好图片评比，介绍这张照片的优点时，也用了不少溢美之词：

照片的构图优美完整、主题突出。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车间里，汽车正在装配着。由于记者站在高处并用竖画面处理，以致我们不只看到一辆而是无数辆汽车，从而有力地表现了总装配车间的特点和规模。

这张照片在摄影技巧上获得相当的成功。

袁苓本人“介绍一下”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却看到了上述三篇分社同事——采访的合作与协助者们写的讨论文章。岳国芳请袁苓介绍经验，提出“这三张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的？”这样的问题，相信也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来自技术层面的追问。以后半年内到来的大规模的讨论，议题远远超出了这篇文章追问的范围。没有资料显示岳在讨论中所持的态度，但有多位后来参加讨论的同事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岳这篇要求袁“介绍一下”的文章。

此刻，袁苓给“新闻摄影部”写了一封长信，题目叫做《对雪印等同志反映的情况的补充和说明》，权当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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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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