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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2页）

她奉劝西方政府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外国的利益。制造或强使中国接受“和平”，而让日本获得它的侵略果实，将是对西方国家本身贸易及其他利益的打击。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记住自身的民主传统：

“我们抗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是7月7日。这一天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和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之间……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①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纽约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

“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作新闻通讯用的……”

接着是一段关于她个人的幽默话：

“NM的作者介绍中说我是1890年（实际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觉得很有趣——难怪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年轻。”

如果宋庆龄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密报中怎样描写她，准会觉得更加有趣——尽管也更有辛辣味道。这个特务偷进格兰尼奇所住的公寓，发现了这封信，就做了一个复本送给联邦调查局，但不知道写信的女人是谁，就说写信的人叫“苏西①，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从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来，“显然是一个年在30至35岁之间的中国妇女”——这个估计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她当时是46岁。

①苏西是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用的小名。——译者

这个密探的“情报”都错了，只有一点是对的——在精神和体力上、同样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轻。

欧洲爆发战争的前后，宋庆龄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对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对后者的忽视。1939年在香港“三八”妇女节集会上她发表的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①的演说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10—115页。

像每次讲话一样，她没有忘记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而“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与尼赫鲁的通信

在那些战争的年代里，宋庆龄不仅是对西方国家讲话。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她积极表示对印度自由运动的同情。从她早年同孙中山在日本时起，她的这种感情一直是非常热烈和强烈的。她在香港表达这种感情，对港英当局来说，比她批评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更不受欢迎。她这样做又一次表现出她的有原则的独立性。

自1938年以后，她恢复了同尼赫鲁的通讯，他们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托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利宁（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会员）经印度回英国时带去的。她向尼赫鲁介绍说，这位带信的青年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同中国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能向他介绍“在目前日本第一波侵略行动中及其后”的中国抗战形势。

①宋庆龄致尼赫鲁函，1938年7月7日。

她在信中接着说，中国人民“获悉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深为感谢和极受鼓舞，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的感激和同志情谊。”这封信发出不久，她就在广州接待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①。这个医疗队后来前往华北解放区。

①当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成员都取了第三字为“华”字的中文名字，为爱德华（爱德尔）、柯棣华（柯棣尼斯）、巴苏华（巴苏）、卓克华（卓尔克）、本克华（本克吉）。现在，爱德华和柯棣华在我国仍为人所熟知。——译者

尼赫鲁当时不在印度，所以没有见到利宁。他很晚才看到这封信并在12月27日作复：

“我们以最密切的、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局势。我但愿能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但不幸的是，我们备受束缚和限制，使我们帮助国外朋友们的能力极为有限。但我们举行了无数次大游行示威以声援中国人民，当中国人民处于患难时，整个印度的感情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下一年（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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